摘要:
在土地革命后期的1932年和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发行过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夕,为充分准备这次革命战争经费,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全苏区工农群众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专为充裕革命战争的用费。”(《红色中华》第24期,1932年6月23日)1932年10月,为保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再次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20万元。这两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的发行,对克服由于敌人经济封锁给革命根据地造成的经济困难,夺取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3年发行了一期定额为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这年6月,中央政府召集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等8个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开查田运动大会,大会建议中央发行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这次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坚持一年的重要财政条件。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公债发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推销公债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深透。在每次发行公债时,中央政府都特别强调,要用极大的耐心说服群众,使群众...
在土地革命后期的1932年和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发行过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夕,为充分准备这次革命战争经费,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全苏区工农群众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专为充裕革命战争的用费。”(《红色中华》第24期,1932年6月23日)1932年10月,为保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再次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20万元。这两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的发行,对克服由于敌人经济封锁给革命根据地造成的经济困难,夺取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3年发行了一期定额为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这年6月,中央政府召集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等8个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开查田运动大会,大会建议中央发行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这次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坚持一年的重要财政条件。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公债发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推销公债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深透。在每次发行公债时,中央政府都特别强调,要用极大的耐心说服群众,使群众对发行公债有明确的认识,从政治上去动员群众,用宣传鼓动的方法,来发动工农群众踊跃购买公债,不能用命令强迫。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公债推销宣传动员工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根据地的报刊《红色中华》刊登了《怎样发动群众热烈的采购买“革命战争”公债?》等许多文章,并且报道了许多公债发行的情况和消息,宣传发行公债中涌现出的模范单位和模范人物。中央政府秘书处还发出了《关于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宣传大纲》。各乡除了在全乡大会上向群众宣传动员外,还分别向群众作个别的宣传,并且对没买公债或购买太少的,进行挨家挨户的宣传。有的乡还分别召开党团员大会、群众团体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进行广泛动员。在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之间,还订立推销公债的竞赛条约。通过广泛深入、灵活多样的宣传动员,大大激发了群众购买公债的热情,公债的推销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例如江西兴国的长岗乡,推销公债时各村开了四次全村大会,宣传队挨家挨户作了四次宣传,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动员群众,15天就完成了推销任务。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期公债,是在战争环境中,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发行的,由于宣传动员工作搞得深透,广大群众认清了发行公债的意义之后,为支持革命战争,支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愿意购买公债,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农民拿谷子来折付现款购买公债;银行工作人员节省伙食,不分“伙食尾子”,用省下来的钱购买公债;红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给家里写信动员买公债;中央印刷厂的工友拿出一半工资、无线电工作人员拿出一部或全部津贴购买公债;连不远千里来支援中国革命的外籍红军也拿出自己的“公谷费”购买公债。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下,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都超额完成了发行计划。通过公债的发行工作,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