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是北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他为官期间对财政经济工作十分重视。他的理财思想的核心是重农。他认为国家的兴衰,首先取决于能否将农业生产搞好。他指出:“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范文正公文集·政府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只有农业生产发展,百姓衣食丰裕,才能祸乱不兴,社会安定。他的财政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在北宋仁宗时,财政十分窘迫。首先军费开支庞大,实为历代罕见;其次是官僚机构臃肿,冗官极多,人浮于事;第三是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十分严重。其结果正如宋祁所指出的:“今左藏无积年之镪,太仓乏三岁之储。”(《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
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范仲淹提出了“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的措施。他指出:“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答手诏五事》)这里表明范仲淹已懂得了“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李文公集·平赋书序》)的道理。他要求朝廷“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是北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他为官期间对财政经济工作十分重视。他的理财思想的核心是重农。他认为国家的兴衰,首先取决于能否将农业生产搞好。他指出:“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范文正公文集·政府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只有农业生产发展,百姓衣食丰裕,才能祸乱不兴,社会安定。他的财政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在北宋仁宗时,财政十分窘迫。首先军费开支庞大,实为历代罕见;其次是官僚机构臃肿,冗官极多,人浮于事;第三是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十分严重。其结果正如宋祁所指出的:“今左藏无积年之镪,太仓乏三岁之储。”(《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
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范仲淹提出了“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的措施。他指出:“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答手诏五事》)这里表明范仲淹已懂得了“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李文公集·平赋书序》)的道理。他要求朝廷“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答手诏五事》),也就是说,应采取繁荣经济的措施,以充沛财源。
二、主张量入以出,节约开支。范仲淹认为,只有坚持“量入以出,节约开支”,国家财政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状况。但是,“量入以出”得以实现,则必须实行节约,裁减开支。而要提倡节约,君主、宫廷应首先节省支出。他曾委婉地要求仁宗不要轻以巡幸,避免因巡幸所造成的开支浪费,并要求裁减宫人,节省冗费。他说:“臣不知今来宫中人数几多,或供使有余,宜降诏旨,特令减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费。亦人君圣德之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奏赎法等三事》)同时,范仲淹主张裁减老弱冗兵,减少军费。他说:“今诸军老弱之兵,讵堪征战,旋降等级,尚费资储,……若诏诸军,年五十以上有资产愿还乡者,一可听之,稍省军储,复从人欲,无所归者,自依旧典。”另外,对于“诸道巡检所统之率,……可减万数”。(《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只有冗兵的大量裁减,财政困难才能得到转机。对于冗官,范仲淹主张:“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视官吏,老耄者罢之,贪浊者劾之,昏懦者逐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奏灾异后合行四事》),撤除贪污无能的官员,才能提高行政效率,“责其廉节,督其善政”。(《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
北宋王朝极为推崇佛教、道教,寺院、殿塔广为兴建,挥霍无度。范仲淹指出:“其徒繁秽,不可不约”(《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对不从事生产的僧尼道士必须严加控制。对寺观殿塔建筑的巨大浪费,亦应严禁。“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万数,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这里,范仲淹不仅从财政上主张限制佛老,节省费用,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产的方面来考虑的。
三、发挥赋税的作用,以鼓励农业生产发展。范仲淹不但反对苛征厚敛,还运用赋税的作用,来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应实行“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的赋税政策,并应制定赈济措施,使百姓能在遇到自然灾害时,也能生活安定。这样,农业生产才能得到保证。范仲淹曾亲自前往发生蝗害的灾区进行安抚,开仓赈济,使灾民重振家业,从事农业生产。
范仲淹还认为:取于商贾之利,应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他反对减免商贾税收。庆历年间,在议论茶盐之禁和降低商税的一次会议上,范仲淹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他说:“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即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新校正梦溪笔谈》卷十二)因此,他主张通过对工商者的征税,充裕国库,减轻农民的负担,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