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2 作者:刘猛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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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以来,制造业总产出和增加值增速放缓,其中,2017年12月制造业产出同比下降3.9%。二是服务业占比畸高,且呈下降趋势。2013—2016年,新加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75.16%逐渐降至73.78%。2010年以来,除2013年出现小幅回升外,增速呈不断下滑态势,2016年仅为1.2%。服务业中,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尤为滞后。近些年,北京、上海、伦敦、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如火如荼,金融服务公司大量出现。而作为亚太地区最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互联网金融发展仍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水平。目前,新加坡电子支付方式种类过多,银行系统连接性差,电子付款、数码身份认证系统、数字银行等新兴领域均已 落后。
(四)企业盈利下降
近年来,新加坡经商环境排名有所下降,企业盈利状况受到影响。作为新加坡最知名国企,淡马锡净资产占新加坡GDP比重达66%,但近年来出现严重亏损。其中,2016财年淡马锡净值同比减少240亿新元,净利润同比减少60亿新元,为自2009年以来首次,2017年总收入同比减少45亿新元。作为淡马锡参股比例高达56%的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2017年一季度亏损1.38亿新元。世界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制造商——吉宝集团、胜科海事集团通...
2010年以来,制造业总产出和增加值增速放缓,其中,2017年12月制造业产出同比下降3.9%。二是服务业占比畸高,且呈下降趋势。2013—2016年,新加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75.16%逐渐降至73.78%。2010年以来,除2013年出现小幅回升外,增速呈不断下滑态势,2016年仅为1.2%。服务业中,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尤为滞后。近些年,北京、上海、伦敦、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如火如荼,金融服务公司大量出现。而作为亚太地区最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互联网金融发展仍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水平。目前,新加坡电子支付方式种类过多,银行系统连接性差,电子付款、数码身份认证系统、数字银行等新兴领域均已 落后。
(四)企业盈利下降
近年来,新加坡经商环境排名有所下降,企业盈利状况受到影响。作为新加坡最知名国企,淡马锡净资产占新加坡GDP比重达66%,但近年来出现严重亏损。其中,2016财年淡马锡净值同比减少240亿新元,净利润同比减少60亿新元,为自2009年以来首次,2017年总收入同比减少45亿新元。作为淡马锡参股比例高达56%的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2017年一季度亏损1.38亿新元。世界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制造商——吉宝集团、胜科海事集团通过关停产能和裁员等方式应对惨淡行情。作为东南亚银行业的龙头,新加坡星展银行净利润出现下滑。其中,2016年同比下滑2%。随着债务期限到来,油气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剧,新加坡主要银行不良贷款或有所增加,银行业风险敞口将显著扩大,盈利难度加大。
(五)劳动力市场低迷
一是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新加坡2017年失业率升至2.2%,其中,公民失业率升至3.3%,居民失业率升至3.1%,就业人数下降0.1%;青年人就业状况不容乐观,自2002年以来,15—24岁青年居民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总体较低,2017年降至34.1%。二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受科技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年资工资制等结构性因素影响,自2010年以来,新加坡企业裁员人数逐年增加。其中,2016年裁员及提前解除雇佣合同的人数达1.9万,为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此外,长期失业人数占失业总人数比重上升,2016年升至20%。
(六)进出口贸易额下降
近年来,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呈现下滑势头,由2008年的4.4倍降至2016年的3.2倍。自2014年以来,新加坡贸易总额呈负增长,2014—2016年贸易增长率分别为-0.6%、-8.9%和-4.9%。其中,2016年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比重降至1.7倍,进口占GDP比重降至1.5倍,均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新加坡经济“沉沦”原因
(一)政策执行力度和效果不够
一是政策偏于保守,政策执行力不够。为实现信息化,1980年至今,新加坡政府制定出一系列发展计划,包括2000—2003年实施的“21世纪信息通信技术计划”、2006年6月启动的“智慧国2015计划”。但政府政策执行力度不够,进度缓慢。近些年,中国Fintech行业已呈井喷式发展态势,相关互联网企业纷纷抢滩新加坡市场。但直至2016年,新加坡政府才开始加大对Fintech行业支持,设置专职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自2008年以来,新加坡便面临数码技术人才短缺的挑战。以上因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加坡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导致未能赶上互联网经济步伐。若新加坡金融业仍停滞不前,银行投资业务、外贸结算业务等都将受到严重冲击,最终将失去亚洲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地位。
二是政府鼓励生育和移民政策效果不彰。新加坡人口自然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人口生育率长期在1.2左右徘徊,远低于联合国人口置换率2.1的标准水平。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17年升至13%,远高于联合国人口老龄化7%的标准。劳动力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资上涨。目前,新加坡总体工资水平占GDP比重已高达43%,超过历次经济衰退拐点水平,且工资增速超过经济增速。高工资水平压缩了企业盈利空间,也降低了出口企业产品竞争力。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新加坡政府一直试图将低效制造业对外转移,造成短期内产业阵痛和GDP下滑。
(二)外向型经济脆弱性凸显
一是新加坡经济高度依赖全球经济发展,进出口总额约为GDP4倍。然而,短期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孤立主义”内倾政策和英国“脱欧”负面影响将显现;中长期看,新兴经济体复苏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二是受美国页岩气革命影响,国际油价下跌导致原油出口不畅,进一步打击了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导致贸易对GDP贡献率下降。三是新加坡与东盟其他国家之间经贸额有所下降。2013年以后,新加坡与东盟其他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呈下降趋势。其中,2016年已降至1621.08亿美元。
(三)战略地位下降
近年来,国际竞争加剧,新加坡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上海、深圳等地的港口日渐崛起,冲击了新加坡的港口吞吐业务。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果,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正式启用,中国新的能源安全通道初步成型。此外,连接中亚欧洲的中欧班列也已开启,中国乃至东南亚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将显著下降。而新加坡战略优势在于扼守马六甲海峡。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皇京港已竣工并将于2019年开通,中缅输油管道已经重启,中国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也已开工。若中泰克拉运河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新加坡作为国际石油贸易枢纽和炼油中心地位将被进一步削弱,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也将大大降低。
(四)放弃“功利主义”路线带来苦果
李光耀主政新加坡期间,坚持“功利主义”执政方针,避开意识形态问题,带领新加坡创造独特的“新加坡模式”。然而,李显龙政府正逐渐放弃以往执政方针和模式。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新加坡自身表现出焦虑情绪,视中国崛起为威胁。丢弃“大国平衡”战略,采取“拉美抑华”的外交政策,牵头并积极鼓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积极响应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插手南海事务等举动引发中国不满。过去一段时间中新政治互信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双边经贸关系发展。2015年中新货物贸易同比下降0.11%,2016年降幅扩大至11.49%。而中国作为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新双边贸易萎缩不利于新加坡总体贸易规模增长。从双向投资流量上看,2016年中国对新加坡投资同比下降15.26%,2017年一季度同比下降46.7%;2016年新加坡对中国投资同比下降12.42%,2017年一季度同比下降33.3%。
几点看法
近年来,新加坡经济发展总体呈下滑态势,表面上看是受到外部不利因素影响,本质上却反映出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先天狭隘性。为应对国内外一系列问题,新加坡政府应全面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新加坡走出衰退阴影,重振国际影响力。
(一)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
首先,完善人口政策。强化“人才优先”的国家意识,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并创造条件留住人才。优化移民政策,放开移民流入,缓解劳动力持续减少危机。扩大财政支出,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加大鼓励生育政策执行力度,提高总和生育率,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次,调整产业结构。顺应全球经济数码化的发展趋势,重视区块链、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科技手段。落实“智慧国家2025”计划,实施更多数码科技项目。深化与中国互联网企业合作,推动新加坡制造业实现“互联网+”,升级产业价值链。支持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吸收高端人才就业。寻找新加坡经济新增长点,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以“金融、智能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竞争力的“硅谷”。最后,扩大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大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再培训力度。推迟退休年龄,扩大老年人口再就业,增强就业市场活力。
(二)对华开展务实合作
作为华人占人口总数70%的国家,新加坡应延续李光耀时期务实的外交战略,增进对华友好。摆正战略位置,重拾“小国大外交战略”,继续发挥协调大国关系的桥梁作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战略,日本安倍政府自身问题不断,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不断崛起。改善对华关系,有利于新加坡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新加坡应继续贯彻实施“中国战略”,大力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也应积极参与中新“南向通道”建设,响应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其独特作用,继续强化中国——东盟协调国角色,推动实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亚细安互联互通2025年总体规划”对接。中新携手继续夯实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政府间合作项目,加快完成中新自由贸易协定(FTA)升级版。促进中新经贸往来,实现中新经济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
(三)更积极融入亚太经济
近些年,新加坡内政措施滞后、外交政策失衡,致使经济发展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在亚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下降。美国退出TPP后,新加坡应顺应国际形势发展,更加积极地融入亚太经济。一是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发展。作为连接亚洲与世界的重要通道,新加坡在经商环境、区域投资合作、旅游、法律仲裁、学术交流等领域具有较大优势,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有利于充分发挥新加坡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当前,TPP已“名存实亡”,新加坡应携手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早达成,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二是促进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亚洲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缺口很大,而作为东南亚地区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拥有强大的融资优势。此外,新加坡可凭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国身份,推动新老多边开发机构加强合作,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大资金支持。三是扩大相关国家沟通交流。新加坡可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城市形象等优势条件,与区域相关国家分享发展理念,推进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
责任编辑 黄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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