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1 作者:胡振虎 (作者单位: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
[大]
[中]
[小]
摘要: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全球仍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其中既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也有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虽然近年来各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结构性改革,但推进的力度仍不够,取得的成效不佳。作为全球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治理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应继续推动结构性改革,落实并加强去年G20杭州峰会结构性改革成果,增强G20机制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结构性问题仍将是制约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深层次矛盾
从中长期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以下结构性问题和矛盾:
(一)制度创新不够。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各国国内市场总量和结构均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下行不断冲击着固化的利益集团利益和平衡的政治格局,要素相对价格、谈判力量对比以及组织偏好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创新重新分配资源和利益成为必要。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有效减少负外部性,使外部于社会的潜在利益内部化,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但是,制度创新往往过程较长、时间较慢。其一,制度创新的起点不一。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不同,尤其是立法基础不同,决定了制度创新的起...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全球仍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其中既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也有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虽然近年来各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结构性改革,但推进的力度仍不够,取得的成效不佳。作为全球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治理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应继续推动结构性改革,落实并加强去年G20杭州峰会结构性改革成果,增强G20机制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结构性问题仍将是制约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深层次矛盾
从中长期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以下结构性问题和矛盾:
(一)制度创新不够。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各国国内市场总量和结构均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下行不断冲击着固化的利益集团利益和平衡的政治格局,要素相对价格、谈判力量对比以及组织偏好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创新重新分配资源和利益成为必要。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有效减少负外部性,使外部于社会的潜在利益内部化,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但是,制度创新往往过程较长、时间较慢。其一,制度创新的起点不一。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不同,尤其是立法基础不同,决定了制度创新的起点不同,制度起草、修改、出台等环节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度创新的时空约束多。其二,制度创新的时滞不同。由于不同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存在法律的约束、新旧制度的转换成本以及科技发明早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时滞常常会出现,使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滞后于潜在利润的出现。其三,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有较大差异。旧制度很容易出现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制度“惯性”,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阻力加大。同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各国还面临减少外部性问题,应合理分配改革的新增利益:一方面要避免“搭便车”行为,即付出努力的改革者不能获得相应的全部收益,使改革缺乏动力;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现“牺牲者”,即某国承担了他国应该承担的改革成本,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二)技术创新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低下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难题,既有技术进步较慢的问题,也有资源配置改善不够的问题。虽然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不同,但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改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技术创新进展缓慢,生产可能性曲线下移,难以构筑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底线,更难以积蓄中长期增长动力。技术创新需要较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且还有诸多制约技术创新的因素。首先,由于激励、保护技术创新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不够完善,如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垄断,技术创新动力意识不强、创新动力不足。许多发达国家拥有清晰的产权制度安排、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完善的法治环境,这些制度因素往往被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市场结构、技术机会等非制度因素往往能引起更多重视;对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因素更应被当作改革的重点。其次,技术创新的不均衡发展,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不明显。一方面,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在技术差距、消化吸收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技术创新的起点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技术出口管制,全球高技术正外部性不明显。再次,各国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差异较大,技术创新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小不一。一方面,由于技术在发展中起的作用不同,各国对技术引进的路径依赖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市场结构不同,各国的技术创新机会成本和研发的逆向溢出影响不同。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由于存在诸多中间环节,技术创新导致形成真正的生产技术和具体产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技术创新投入、技术成果和引进技术不一定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各国都在积极强化创新战略部署,如“中国制造2025”、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和德国“工业4.0战略”。
(三)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劳动力市场问题,如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力供需失衡,劳动力配置效率低下;同时,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工资成本居高不下,经济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改善市场环境、增强劳动力市场功能迫在眉睫。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近年来,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一些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问题也开始显现。二是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养了不少不愿工作的“懒人”,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则由于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不健全,就业保障不到位,就业也不充分。三是一些国家工会组织非常强大,由于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大锅饭式”的工资集体谈判,既导致劳动力自由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下降,也造成工资上涨非常快。四是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企业雇人意愿不足。五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壁垒多,劳动力流动不充分。六是教育与就业的适应性不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以及教育的质量、教育公平程度还有待增强。
(四)政府债务高企。当前,全球政府债务率持续畸高、时间长、外溢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结构性矛盾。2008年以来,全球主权债务不断增加。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债务均有不同程度上升,部分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比甚至高达200%以上,财政赤字率高于3%。虽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债务水平并不高,但风险亦不可忽视。全球政府债务高企且有继续恶化趋势,将对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并形成恶性循环。当一国债务高企时,该国必须保持较低水平的利率,相应地借贷成本降低,反过来将加重债务累积。
(五)投资力度不够。总体上看,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对制造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依然不够,尤其是跨境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同时气候变化、反恐、重大公共卫生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也极其短缺。一方面,由于对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稳定预期、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投资者投资积极性不高,政府投入意愿和能力也不够;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大开货币龙头,实施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货币过多流向虚拟经济,而进入实体经济较少。这种需求管理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得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降低,前期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尤其是将对经济复苏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和资源配置效率被大大削弱。
深化结构性改革仍是促进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根本出路
从短期因素看,有效需求不足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总需求管理成为主要的政策主张;从中长期因素看,制度、技术、管理等供给侧方面的创新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总供给管理应成为主要的政策导向。
(一)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世界经济增长符合经济规律。当前,全球共同面临着潜在产出增长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挑战。金融危机后,全球采取扩张性政策应对危机,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长期增长动力不足。一些政策并未带动充分就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也显示出需求管理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在当前潜在产出下降的背景下,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世界经济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短期看,结构性改革可提高市场主体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看,结构性改革能提高生产率,有效缩小不同生产部门间生产率差异,并能有效应对资本和劳动错配现象。
(二)结构性改革是G20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关键之一。在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的背景下,G20杭州峰会重要成果《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提出,结构性改革是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与宏观经济政策一并使用时,能够提振信心、促进需求和增长。这不仅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关键路径之一。
G20应继续加强结构性改革
(一)结构性改革已成为G20机制的重点议题。近年来围绕结构性改革,G20作出了许多政策努力。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制定了包括大量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增长战略,目标是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并于2015年对结构性改革议题进行了更新。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高度重视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提升了对结构性改革作用的认识,G20首次将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置于同等位置,提出“三管齐下”的政策组合;另一方面,在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推出《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明确了结构性改革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并制定了一套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2017年德国接棒G20主席国后,将“增强全球经济韧性”作为G20重要议题,并明确提出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生产力、实现更快增长和进一步繁荣的关键路径。
(二)G20德国峰会面临完善结构性改革议题的挑战。接任G20主席国后,德国提出的“增强全球经济韧性”理念与结构性改革一脉相承。但继续推动结构性改革成果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外部不确性挑战。G20近期乃至中期的工作重点应继续聚焦于创造财政空间、加强经济体增长韧性等领域,但不能忽视特朗普政府政策变动、英国脱欧、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二是指标体系过于宽泛且横向可比性较差。由于收入水平、所处经济周期和政策空间等宏观经济环境不同,G20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偏好,导致相关自选指标数量太多、范围太宽,不够聚焦;此外,由于结构性改革成果总体上是各方偏好的汇总,这使结构性指标体系横向可比性变差。三是具体议题尚未达成一致。目前G20成员国只就较为宽泛的议题达成了一致,而针对更具体的问题,如增强金融稳定性的政策措施、衡量金融稳定的指标等,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四是政策落实难。如G20结构性改革议题制定了促进包容性增长、共享繁荣的目标,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包容性增长问题与发达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未来发展战略不尽相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推出适应各国发展状况的经济政策,并有效促使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落实。
(三)G20应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合作。从发展历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一直与G20主席国保持紧密工作关系,在结构性改革领域合作密切。IMF非常支持结构性改革,过去一直指导成员国实施结构性改革,目前正在做有关当前宏观经济背景及结构性改革的报告。在落实G20杭州峰会结构性改革成果基础上,IMF将通过完善“第四条款磋商”与G20一道继续推动结构性改革。与IMF关注宏观层面不同,OECD更关注微观层面,在结构性改革成果设计上给予了积极支持,追踪各国结构性改革指标体系的运用情况。未来,G20应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相互协调,共同促进成员国结构性改革议程:一是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结构性改革指标体系,使评估更加全面客观。G20杭州峰会仍有部分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指标尚未明朗,如气候变化指标和财政改革指标,需要予以完善。二是继续完善衡量结构性改革总体进展和成效的量化评估体系,使评估结果更加清晰,并能进行直观的横向比较,以增强指标体系的监督力,更为有力有效地推动各国结构性改革进程。
责任编辑 黄悦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