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据各国的成功经验,有效的财政政策应该是运用财政杠杆作用来牵动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拉动企业与居民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投资与消费需求都比较乏力,致使内需增长较为有限。为此,下一步的财政政策仍然需要奉行积极的姿态,但要进行必要的调整。除进行直接投资外,还需要在结构调整方面加大力度,采取适当措施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考虑到普遍减税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现实,可以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有选择的结构性局部出口退税、除费等措施。
1.清理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企业税外负担。目前我国企业除了税收之外,还需要承担各种收费项目,企业税外负担大大超过税收负担。过高的实际负担致使企业成本居高不下,投资冲动减弱。为了改变当前投资乏力状况,刺激企业自身投资,需要在前一阶段清理乱收费的基础上,切实推行费改税。费改税的改革已决定从燃油税开始,即将各地方政府以汽车注册费为由征收的费用,交由中央直接管理,以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结构。费改税的改革应在执行政府改革大盘子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坚决推行,为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一系列税种的推出奠定良好的基础。
2.为促进出口,可适度提高国家扶持行业的出口...
根据各国的成功经验,有效的财政政策应该是运用财政杠杆作用来牵动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拉动企业与居民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投资与消费需求都比较乏力,致使内需增长较为有限。为此,下一步的财政政策仍然需要奉行积极的姿态,但要进行必要的调整。除进行直接投资外,还需要在结构调整方面加大力度,采取适当措施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考虑到普遍减税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现实,可以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有选择的结构性局部出口退税、除费等措施。
1.清理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企业税外负担。目前我国企业除了税收之外,还需要承担各种收费项目,企业税外负担大大超过税收负担。过高的实际负担致使企业成本居高不下,投资冲动减弱。为了改变当前投资乏力状况,刺激企业自身投资,需要在前一阶段清理乱收费的基础上,切实推行费改税。费改税的改革已决定从燃油税开始,即将各地方政府以汽车注册费为由征收的费用,交由中央直接管理,以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结构。费改税的改革应在执行政府改革大盘子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坚决推行,为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一系列税种的推出奠定良好的基础。
2.为促进出口,可适度提高国家扶持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出口呈下降趋势。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在调高出口退税率上下功夫。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与汇率的变动可以起到异曲同工的效果。有数据表明,如果调高出口退税率1个百分点,相当于一般贸易品出口成本下降1%,与汇率贬值1%的效应是一致的。出口退税零税率(即以不含税价格出口)是国际惯例,不是我们的优惠政策。1994年新税制明确了出口货物零税率,但是由于“制度性少征”和“管理性少征”以及大量偷、逃、骗税行为,存在着严重的“少征多退”现象,给中央财政造成很大压力。为此,从1995年7月1日开始,政府两次调低退税率,这的确减轻了一些财政负担,但同时也给那些遵守税法的外贸企业无形中加重了负担。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中央决定恢复对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这一举措是正确的,但在今后的政策取向上,应在结合出口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基础上,再适度提高一些行业的出口退税率。
3.对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次创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投资抵免。投资抵免作为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一种补助,具有优惠直接、简单明了的特点,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再投资退免税。为了促进结构调整,可以结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于能够促进或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实行选择性投资抵免,以改变企业不搞技术改造等死,搞了技术改造找死的状况,为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和贷款担保,并适当给予税收支持。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在GDP的比重大约20—30%,我国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一比重最高也不过10—15%,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余地比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属于高风险高收益企业,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一般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获取所需资金。我国当前风险投资尚不存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不得不暂时依靠银行贷款。高新技术为高附加值产业,当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其税收负担较重。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贴息和贷款担保;同时在税收政策上予以扶持,或适当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或在计算增值税时对购置固定资产予以抵扣,试行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还可以刺激企业进行直接投资,以改变现行间接税体系不利于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不利于刺激消费的弊端。
5.分解房价、地价,取消暗含的公共产品收费,启动居民住宅市场。当前住宅市场难以启动的症结在于住宅价格过高,国外房价收入比为6∶1,我国大约为15∶1,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难以大幅提高的前提下,只能是降低住宅价格。住宅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构成不合理,包含了部分公共产品收费和一次性地价。为了启动住宅市场,增加国内需求,下一步应考虑取消其中暗含的公共产品收费,此部分支出由财政负担;同时分解房价、地价,改一次性地价为月度地租,切实降低住宅价格。1999年可以从鼓励经济适用房建设上做文章。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免缴投资方向调节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免契税(或减半)。通过贷款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实行分期付款的,允许按还本付息额核减应征个人所得税基数(目前上海等地已在试行)。
6.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将竞争引进教育体制,扩大内需。当前我国的教育投资体制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财政资金投向不合理,应由政府保的基础教育部分未到位,而应推向市场的高等教育却由财政包揽,不仅使用效果差,而且又不能充分启动当前的民间消费需求。据测算,1996年我国约有600万适龄青年要上大学,而1996年我国普通高校只招生96.6万人,高等教育的需求市场很庞大。但目前教育仍然处于国家垄断状态,教育产业化问题进展缓慢,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需要及早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7.贯彻落实灾后重建方针,适当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切实加快小城镇建设,积极推动人口城市化步伐。分析去年遭遇的罕见大洪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支农支出不足,欠帐太多。所以,应加大财政支农投入。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的城乡二元经济给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在落实当前的灾后重建政策时,应首先有意识、有组织地加快灾区的小城镇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快速落实当前的灾后重建工作,更有利于加快人口城市化的步伐。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并因此提高GDP的增长速度。同时人口城市化将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全面稳定发展。
8.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资金应从生产性基建投资和企业挖潜改造项目上退出,用来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等急需安排的重点支出,确保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对社会公共需要的支出。
199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我们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需。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财政政策的效力不是无穷大,首先财政政策的运用一般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但是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的乘数要小于复苏时期,从美国的经验看,两者差距能达到2—6.6倍,所以在启动经济时,运用财政政策的力度必须足够大。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上,财政政策更多的强调政府干预,而对市场因素相对来说要求的弱一些。因此在今后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更好地发挥市场中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以此来补充政府调控市场的不足,也可避免在加大政府干预市场情形下的体制复位现象。最后,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财政也存在着风险,财政风险集中体现在连年财政赤字和债务膨胀上。基于此积极的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