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3 作者:丁先觉 崔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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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通过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我国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各方面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继续坚持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避免经济过热再度出现,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发生。
当前治理通货膨胀的外部环境
当前治理通货膨胀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有利条件主要有: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大消除了需求总量过度膨胀对物价总水平的拉动;各级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增加农业投入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的落实,将使农业“瓶颈”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程度有所缓解;物价上涨的滞后影响逐渐减弱,如上年物价上涨对1996年的滞后影响仅为2至3个百分点等。与有利条件相比,不利因素仍显突出:价格调整积累的矛盾和压力不断加大,特别是某些价格矛盾积累较多的行业和一些地方政府要求提价的呼声很高,伺机涨价的冲动很强,稍有放松物价就会出现强劲反弹;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消化基础产品涨价影响的能力较弱,许多企业仍将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成本增加的负担,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仍...
近年来,通过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我国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各方面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继续坚持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避免经济过热再度出现,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发生。
当前治理通货膨胀的外部环境
当前治理通货膨胀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有利条件主要有: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大消除了需求总量过度膨胀对物价总水平的拉动;各级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增加农业投入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的落实,将使农业“瓶颈”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程度有所缓解;物价上涨的滞后影响逐渐减弱,如上年物价上涨对1996年的滞后影响仅为2至3个百分点等。与有利条件相比,不利因素仍显突出:价格调整积累的矛盾和压力不断加大,特别是某些价格矛盾积累较多的行业和一些地方政府要求提价的呼声很高,伺机涨价的冲动很强,稍有放松物价就会出现强劲反弹;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消化基础产品涨价影响的能力较弱,许多企业仍将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成本增加的负担,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仍然偏大,地方大干快上的势头不减且有再度升温的苗头;利率的适当降低,将加大需求拉动的压力;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近几年一直处在较高水平;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还缺乏有效手段;在当前各级财政比较困难的形势下,财政补贴在原有巨额规模基础上,不可能再有较多增加等,都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严重隐患。
抑制通货膨胀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既不能失去信心,也不能等闲视之。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要防止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抑制通货膨胀阻力重重,即使治理通货膨胀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引发通货膨胀的诸多因素在短时期内很难消除,因此,对抑制通货膨胀信心不足;二是认为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不主张政府调控,甚至坚持通货膨胀有益论。在当前治理通货膨胀已取得初步成效,物价总水平稳步回落的形势下,便认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已大大缓解,不需要继续进行调控,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加快经济增长步伐。
在当前,尤其要防止后一种观点蔓延。通货膨胀对经济的最大破坏是导致价格信号失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弱化了价格灵敏、有效地引导供需平衡的功能,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用通货膨胀换取经济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在西方经济学界,通货膨胀“替换作用”理论也逐渐被否定,通货膨胀不可能长久支持经济增长已被实践所证实。我国应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并且长期坚持下去。当前要警惕通货膨胀出现反弹,继续发挥并进一步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功能,将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物价控制目标的实现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方针。否则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治理难度和负面作用都将比现在大得多。
——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学界有一种流行理论,认为经济高增长与低通胀是相背的,二者不可兼得,实际并非尽然。新加坡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方面可给我们以启示。独立30多年来,新加坡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与较低通货膨胀并存如1995年经济增长8.9%,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8%。可见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联系,不应为抑制通货膨胀牺牲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尤其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1989年和1990年为抑制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滑落得太快太低,造成市场疲软和经济效益严重滑坡,影响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1993年下半年以来实行的“软着陆”调控方式,调控力度把握得较适当,既防止了经济过热,也避免了经济滑坡,效果良好。与以前的五年计划相比,我国“八五”时期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小,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走出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不良运行状态,逐步过渡到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这种良好态势应长期保持下去。
——抑制通货膨胀应逐步进行,避免物价大起大落对相关经济要素的破坏合理、规范、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客观上要求诸项经济要素平稳发展。通货膨胀与诸多经济要素密切相关,采取“急刹车”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对这些相关要素的破坏性太强。因此,应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一项中长期任务,分步实施,逐步进行,不宜将物价总水平在较短时间内降到过低水平。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急刹车”办法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手段被重新使用,使经济体制改革倒退,加大今后改革的难度,如财政补贴手段被大量使用来平抑物价,有些急功近利,其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
——正确处理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三者的关系。由于行政手段在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方面作用力较强,见效较快,尤其是在当前经济行为很不规范的情况下,适当采取行政措施是必要的。但由于行政手段的弊端较多,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用行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较以前已大大降低,且不易持久,因此从长期来讲不宜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经济矛盾,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坚持以经济手段为主,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同时加快法制化进程,强化法律手段的运用,逐步规范经济行为,理顺经济秩序。
运用综合手段治理通货膨胀
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属于复合型通货膨胀,因此治理通货膨胀要相应采取多种手段,实行综合治理。既要从根本上逐步解决体制等深层次矛盾,又要从近期着手,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有效供给。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内涵型增长,而是外延型增长,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依靠高投入取得的,因此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呈现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物价涨幅就越高。另外,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往往掩盖一些微观问题。当宏观经济紧缩时,原有的微观问题才更显突出,使宏观调控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宏观调控也很难顺利实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顺利实施宏观调控的共同要求。
具体来讲,要逐步改变目前“高投入、低产出”的不良格局,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外延型向内涵型,从速度型向效益型,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经济增长应立足现有基础,将有限的资金投向各方面基础较好、具有较强优势的企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并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二)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增加有效供给。通货膨胀实质上是由于供求总量和结构不平衡形成的,因此应在适度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尤其要支持农业这一基础产业稳定发展。
当前农业生产收益偏低影响农民收入合理增长,应结合成本、收益和供求关系等因素,继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增加农民收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大力整顿流通秩序,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尤其制止法定外负担增加,正确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支持农业长期发展;规范和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及副食品风险基金,建立重要农产品储备制度,调节市场供需矛盾;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和良好环境,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在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对农业实行适当优惠政策,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支持农民开展多种经营,扶持一批规模大、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增加农民收入。积极稳妥、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三)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稳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审批,同时优化投资结构,将有限资金向农业、基础工业和重点建设项目适当倾斜,严格控制一般加工业和高档房地产项目。加强对各类资金市场的管理,严禁各种违章拆借资金和非法集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软预算约束”,使投资需求甚至不受利率水平的制约,导致全社会投资总量调控和投资结构优化收效甚微。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应建立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资本金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立项。同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积极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明确投资责任主体。
(四)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严格依法征税,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切实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坚持国家财政支出增长低于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逐步缩小财政赤字,控制国家债务规模。
在继续控制信贷规模的同时,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鉴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数量偏大,我国货币化系数(M2/GDP)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应将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重要调控目标。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全社会信用总量的调控,合理引导社会游资(包括高成本吸收的外资),减小其对货币政策正效应的抵消作用。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改变银行资金衍生寻租或违规拆借等混乱状况。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中央银行的调控功能,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探索多种形式的债务重组途径,化解银企债务危机,逐步实现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在放开同业拆借利率的基础上,调整银行贷款利率并允许适当浮动,最后逐步放开存款利率,实现利率市场化。
(五)采取有效手段,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职工收入增长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既弱化了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又恶化了经济环境,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应理顺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采取有效手段,强化约束机制,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坚持消费基金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职工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为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别,优化分配格局打下良好基础。
(六)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政企分开。理顺产权关系,完善企业法人制度。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政府不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结合“抓大放小”改革,国家重点抓好一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通过破产、兼并、联合、出售等多种形式对小企业进行改组和改造。同时为保证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还应力求积极稳妥地搞好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等配套改革。
(七)大力整顿流通秩序,规范经济行为。在当前市场发育不全、价格形成机制不规范的状况下,要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必要的市场物价监督和管理,制止乱涨价、哄抬物价、垄断价格、牟取暴利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加大处罚力度,形成威慑力。对群众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进行重点监控。加快法制建设步伐,逐步规范价格行为。
1996年物价控制目标能否完成,主要取决于各项调控措施能否顺利落实。只要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把握好,宏观调控力度掌握适当,各项经济指标不出现大的偏差,10%的物价控制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 张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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