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通货膨胀是从国有部门开始改革之后才逐渐变得严重起来的。而企业改革本身缺乏逻辑一贯性和企业改革的相对滞后是经济转轨时期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78年10月四川选择6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以来,历经1987年开始实施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1992年开始实施的经营机制转换条例,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认为传统体制的根本缺陷是权力过度集中,因而强调对企业自主权的下放,强调企业的积极性。由于相对忽略了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所有权行使机制,因而这一阶段改革的结果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导致出现很高的代理成本,具体表现在企业出现短期行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工资侵蚀利润,等等。这些代理成本不仅意味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未能很好地进行,而且对于通货膨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投资机制看。随着分权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企业的自留资金有了大幅度增加,其使用权也基本掌握在企业手中。而且,折旧基金目前已成为自留资金的重要来源。由于缺乏所有者(或其代表)的必要监督和约束,企业的管理人员作为决策者就很可能为了企业职工或他们个人的利益,甚至投资于一些实质上无效或风险很大的项目,造成所有者的损失。例如,在近年的房地产开发热中,不少企业拆资从事房地产投机。这不仅使国有资产置于很大的风险之中,而且往往是肥了一小部分人。这种预算外投资和投机资本直接推动了价格水平的上涨即通货膨胀。十多年来数次出现的投资膨胀中,预算外投资、特别是企业的自主投资都占了较大比重。
从分配机制看。职工个人收入方面多年来未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工资侵蚀利润,个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例如,国有企业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从80年代初(1981年)的23.8%下降到1992年的9.7%,而职工收入却一直增长,从1981-1985年的平均4.3%上升到1992年的7.0%,1994年职工实际收入又增长了7.4%。这从两个方面影响通货膨胀:一是推动了企业工资成本上升,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二是这种被称为“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行为直接增加了消费者需求,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摘自《经济研究》杂志1995年第7期 银温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