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5 作者:王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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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有个怪圈:“膨胀失调——紧缩调整——膨胀失调”。近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它给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带来很大损害。当然,这个怪圈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宏观制衡机制选择失误的结果。我们从东方搬来的“洋办法”,实行了国家“开大灶”的宏观体制。这种体制刺激了大家争吃国家“大锅饭”的盲目性,引发出以投资“饥饿症”为特征的需求膨胀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采取维护总量平衡的行政措施,把物资、资金的分配权和投资项目审批权,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逐步形成了排斥分权、排斥市场的集权经济,并采取多种多样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笼子”,把各级各部门直到国有企业的手脚捆绑起来。这样一来,压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窒息了经济发展中的生机活力,而且“行政笼子”的大小也难于适度。“行政笼子”过小,又人为地沉淀可用的资源,造成严重的浪费;如果“行政笼子”松动一点,或因某种政治气候的变化,又会诱导“群鸟破笼”的一哄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以需求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过热,随着经济过热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和瓶颈产业的制约,冲击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遇到这种严峻情况,国家被迫采取紧缩调整措...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有个怪圈:“膨胀失调——紧缩调整——膨胀失调”。近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它给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带来很大损害。当然,这个怪圈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宏观制衡机制选择失误的结果。我们从东方搬来的“洋办法”,实行了国家“开大灶”的宏观体制。这种体制刺激了大家争吃国家“大锅饭”的盲目性,引发出以投资“饥饿症”为特征的需求膨胀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采取维护总量平衡的行政措施,把物资、资金的分配权和投资项目审批权,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逐步形成了排斥分权、排斥市场的集权经济,并采取多种多样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笼子”,把各级各部门直到国有企业的手脚捆绑起来。这样一来,压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窒息了经济发展中的生机活力,而且“行政笼子”的大小也难于适度。“行政笼子”过小,又人为地沉淀可用的资源,造成严重的浪费;如果“行政笼子”松动一点,或因某种政治气候的变化,又会诱导“群鸟破笼”的一哄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以需求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过热,随着经济过热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和瓶颈产业的制约,冲击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遇到这种严峻情况,国家被迫采取紧缩调整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时热时冷、大起大落局面的由来。国民经济出现这种怪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宏观制衡完全靠行政制衡,而行政制衡是由行政决策左右的。不受制衡的行政决策,有时会发生失误,也事属难免。受行政决策左右的行政制衡必然随行政决策失误而失误,引发出经济发展中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不是客观必然,而是人们违反再生产规律受到的惩罚。
十五年来的改革,我国已平稳渡过了市场关、价改关、流通关,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这表明我国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完全跳出“膨胀失调——紧缩调整——膨胀失调”的怪圈,而且经济波动的频率加快了,起落的幅度加大了。原因就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过好宏观制衡关。制衡关没有过,膨胀关和紧缩关也就不可能过。因此,在改革新阶段,要把过好以制衡关为中心的“三关”,作为改革的重点。抓住这个重点,就可以避免市场机制扭曲,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一、转换宏观制衡机制,不能重走行政制衡的宏观卡紧的老路。这里单说行政制衡卡紧经济的一面。一些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用宏观行政制衡,卡死了经济活力,压抑了多方面的积极性,得到的是经济的低增长和低效益。何况行政制衡往往“制而不衡”,这些国家仍然出现价值形态的需求膨胀经济和实物形态的供给短缺经济,致使居民的低收入仍然买不到所需的消费品。传统计划经济的宏观行政制衡,引发出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改善过慢,引起人民的不满,后来又发展为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这就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基本内因。当然,不论宏观经济卡死或宏观经济失衡,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但是,它起了损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作用。因此,选择宏观制衡机制问题,要提高到同制度相关的高度加以研究。
二、转换宏观制衡机制,也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西方宏观调节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所以采用利率、税率、汇率为主的宏观间接调节,就能调节总量与经济增长,而且相当灵验。例如,调低利率可以鼓励投资,提高利率可以限制投资。这种宏观间接调节手段,我们也在采用。但是,单靠它不能左右经济全局,因为我们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主要的不同点有:(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情况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2)我国是经济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许多情况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3)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市场与市场机制处于发育之中,许多情况不同于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西方国家;(4)我国微观经济,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其中国有企业还未形成自负盈亏的自我制衡机制,许多情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根据以上四点不同情况,我们不宜生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间接调节机制。如果硬搬势必借用行政制衡办法,就会成为“穿洋靴”走老路的怪模样。
三、转换宏观制衡机制,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改革经验。主要应坚持三条原则:
(1)坚持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改革成功地采取了双轨过渡体制模式。但是,双轨过渡体制模式也带来一些特殊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区出现了地方行政保护倾向。只要制定全国统一市场的立法,这种倾向是不难纠正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行政保护倾向加以夸大,斥之为“诸侯经济”,作为重走大一统的集权经济之路的根据。我们国家是高度统一和政令统一的国家,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事实再一次说明,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各地都自觉地做到坚决服从大局,说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是高度一致的和坚强有力的。”因此,在统一领导下,坚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2)坚持国家不开大灶的多元利益主体原则。产品经济理论认为,全国是一个大企业,国家开大灶,全国都吃国家的“大锅饭”。这就是国家一元利益主体论。这种一元利益主体论的优点,就是国家可以集中全国资源,办成一些大事。但是,这种一元利益主体论负效应很大:一是“大锅饭”养懒汉;二是“大锅饭”引发投资“饥饿症”,形成冲击总量平衡的膨胀机制;三是一元利益主体论,不能形成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机制。缺乏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的经济,必然成为自我膨胀的经济,不可能成为自我制衡的经济。
(3)坚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地位。合理的积极性就是生产力。发挥积极性,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压制积极性,就是压制生产力的发展。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就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局部要服从全局,全局要照顾局部。在各项改革中,都要始终注意保护和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最近,有一种论点,把我国实行的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看成是“祸水”,把我国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同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划等号,否定我国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提供宏观服务的积极性。我认为,这种论点脱离中国的实际,不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高增长,也不符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精神。
四、财税体制改革,是转换宏观制衡机制的重要一步。从我国制定的分税制方案来看,它兼顾了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从国务院制定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来看,初步形成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自我制衡机制,体现了我国宏观制衡从行政制衡向机制制衡的转变。我认为,我国制定的分税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上面说的宏观制衡机制转换的三原则。具体说,有以下几点:(1)确保1993年地方支配的财力,不受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2)推行分税制与税制改革同步进行,调整税种,简并税种,稳定税负,统一税政。(3)增长快的主要税种,列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共享收入,在税收增量分配上,中央财政拿大头,地方财政得小头,兼顾了地方的积极性。(4)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每年也有一定的增长,在税收增量分配上,中央财政拿大头,地方财政得小头,这也兼顾了地方的积极性。(5)明确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今后,不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要坚持“看菜吃饭”的理财原则,各负财政收支平衡的责任,从而形成了各级财政的自我制衡机制,从体制上消除了自我膨胀机制的产生根源。
我认为,在金融、投资、计划等宏观体制改革中,也应参照财税体制改革的精神,兼顾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保护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坚决转换宏观制衡机制,以机制制衡取代行政制衡,从体制上消除自我膨胀机制的产生根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宏观经济失衡而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强调宏观制衡的全局意义,目的是为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供一种优化的宏观大环境。
当前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刻,要积极发育市场机制。发育市场机制,要转换国有企业机制,更要转换宏观制衡机制,因为宏观制衡对市场机制具有制约作用。事实上,宏观经济的膨胀失调或紧缩调整,都会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所以,我们要强调发育市场机制,更要重视转换宏观制衡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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