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体现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以后,在1931年4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第二个口号是对第一个口号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什么是正确的调查呢?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的环境和客观事物,进行系统、周密和连续的调查,在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法规的可靠基础。在某些情况下,普查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如人口普查、选民登记等)。在更多的情况下,甚至在一般情况下,普查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典型调查,而解剖麻雀,是我们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即使需要普查的问题,也要先有典型调查,才能制定表式,更好地进行普查。但是,这种典型调查不是做一、二次就完事大吉,一劳永逸的,不仅要周密系统地进行,而且要连续地进行,即是要有连续性,这是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
费孝通1936年在伦敦留学时所写的论文《江村调查》(外文版题为《中国农民生活》),所以在世界社会学界有相当的影响,成为...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体现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以后,在1931年4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第二个口号是对第一个口号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什么是正确的调查呢?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的环境和客观事物,进行系统、周密和连续的调查,在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法规的可靠基础。在某些情况下,普查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如人口普查、选民登记等)。在更多的情况下,甚至在一般情况下,普查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典型调查,而解剖麻雀,是我们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即使需要普查的问题,也要先有典型调查,才能制定表式,更好地进行普查。但是,这种典型调查不是做一、二次就完事大吉,一劳永逸的,不仅要周密系统地进行,而且要连续地进行,即是要有连续性,这是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
费孝通1936年在伦敦留学时所写的论文《江村调查》(外文版题为《中国农民生活》),所以在世界社会学界有相当的影响,成为国外很多研究人类社会学的必读参考书,不仅在于当时调查本身资料的丰富和翔实,而且还在于二十年后,即1956年,他的一个同学、澳大利亚的社会学家来江村又作了再调查,写出了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现在,在五十年后,即1986年,费老又主持了新的江村调查,要写出一本《江村五十年》。应当足够地估价象这样连续作调查的巨大价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同江村调查相比,这本调查文集又有它的特殊意义。这些调查,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研究中国农村和革命地改造中国农村密切结合的产物。这些调查,不仅解决了当时工地革命政策的若干具体问题,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细致地考察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功。其中突出的是在延安时曾经丢失、后又找到的长达八万字的《寻乌调查》,这篇调查虽然是在戎马倥偬中挤时间做的,但相当系统,相当周密。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同志在1988年《求是》杂志第一期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篇调查很有科学价值,在中国社会学、世界社会学文献中独具特色,完全应该有它的地位。龚育之还认为,江村已有了三次连续调查,寻乌为什么不建立定点的、长期跟踪的连续调查呢?到1990年是寻乌调查六十周年,为什么不能出一本《寻乌六十年》呢!据说,江西社会科学院准备做这项工作。这是极有科学价值和重大意义的工作。
《寻乌六十年》能否看到,尚不得而知。但1988年江西省社联、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组织的关于毛泽东1930年《兴国调查》中“八个家庭的观察”的再调查,却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毛主席当年很重视这八个家庭的调查,认为“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中的基础概念。”《兴国调查》距今已58年了,毛主席当年调查过的傅济祖等八个家庭现在状况如何呢?再调查的结果表明:(1)劳动方式、生产工具没有什么改变。生产劳动仍靠人力和牛力,靠手提、肩挑、背扛。(2)文化素质相近,没有什么差别。这八户84人中仅一人读了高中,一般处于半文盲状态,文盲也不少。当今毛主席询问的6个人,读书6年以上的4人,平均每人读书5.25年。这次询问的9人,平均读书5.1年。(3)生活仍没有走出贫困跨进温饱的区间。1987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463元,而这八户家庭1987年人均收入只有165.3元。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84%,货币收入甚微。同过去一样,都有负债,不同的是,今天债务不受高利贷盈利,多数是银行贷款。简单的结论是:“五十八年过去,旧貌未换新颜。”这是值得深思的。像这样连续性的调查,其影响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1990年我国将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是普查的连续性。
我们财政部门在长期的实践中,做过大量的调查,许多是很好的调查,在当时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有影响的调查不多,缺点是连续性不够。五十年代初财政部农业税司曾编印过《农村经济与农民负担资料》,每年一集,编印过几集,这些资料许多都收录在李成瑞同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一书中,但以后也没有继续下去。1959年四川江油会议以后,我随陈希愈、武博山同志在成都、重庆、武汉等地做十个企业群众性经济核算的调查,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个调查报告。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次想沿着原来的路线对这十个企业的群众核算进行再调查,但因种种原因也始终未能成行。财政科研所研究生部,对县级财政、乡镇财政、股份制企业等也做了不少调查,但往往是这次是这个县这个乡,下次又是另一个县另一个乡,缺乏连续性。1986年研究生王洪同志曾到湖北黄陂、应城做过农村15个万元户的调查,引起人们的重视。我设想:应当每隔几年(比如五年)对这15户进行一次再调查,一直到2000年。到那时,这15个万元户的连续性调查肯定比一般的一次性调查,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以及更大政策意义和政治意义。
重视和加强调查的连续性,积累资料,运用对比的方法,使我们的资料和观点,更吸引人,更有说服力,这就是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