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6 作者:唐生
[大]
[中]
[小]
摘要:
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这是一个从领导到群众人人关心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达到这一要求的根本保证是:“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即是说,一靠民主,二靠法制,二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法制是从民主产生的,又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成果的总结和保障。
可不可以只强调民主,而不强调法制呢?不可以。因为如果民主不走向法制化,民主成果不变成法律化,即是说,如果只讲人治,不讲法制,再好的思想、经验和作风,也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一时性。长治久安的关键是制度。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拿财政工作来说,在预算执行中,我国和法国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叫“八月十五放光明”。所不同的是,法国把它法律化了,议会规定:预算批准以后,政府无权随意追加,但允许在每年九月底,财政部可以向议会提出预算的追加或追减...
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这是一个从领导到群众人人关心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达到这一要求的根本保证是:“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即是说,一靠民主,二靠法制,二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法制是从民主产生的,又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成果的总结和保障。
可不可以只强调民主,而不强调法制呢?不可以。因为如果民主不走向法制化,民主成果不变成法律化,即是说,如果只讲人治,不讲法制,再好的思想、经验和作风,也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一时性。长治久安的关键是制度。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拿财政工作来说,在预算执行中,我国和法国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叫“八月十五放光明”。所不同的是,法国把它法律化了,议会规定:预算批准以后,政府无权随意追加,但允许在每年九月底,财政部可以向议会提出预算的追加或追减,请议会批准。而我们只停留在一般经验总结上,没有形成法律制度,所以至今这个问题仍未解决好。
可不可以只强调法制,而不强调民主呢?同样不可以。因为法制是意志的体现,人的意志是可以变成法律或修改法律的。如果法制不以民主为基础,反映个人意志的法律可能是错误行为的先导。比如,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是经过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从党内说,完成了法制手续。错误地把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并作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也是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下通过的。所谓不正常,我理解就是不民主,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可见,只强调法制,不强调民主,是不全面的,是不行的。当然,民主也不只是差额选举、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等,更重要的是,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提出并坚持符合实际的意见,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同时决策机关和决策人,善于听取从实际出发的不同意见,经过民主讨论,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关于一靠民主,二靠法制,通过学习并联系报刊上历史和现实的三件事,联贯起来思索,概括为这样两句话:敢于实事求是,善于择善而从。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第一件事:1987年12月5日《北京晚报》《激动人心的第三封电报——看话剧<淮海决战>》,说的是淮海战役消灭黄维兵团的一段插曲。按照毛主席原来的部署和决心,在消灭黄伯韬兵团以后,是要消灭邱清泉兵团于徐州以东。然而由于情况变化,淮海总前委却认为应当首先歼灭黄维兵团于徐州以南,否则很不利。为此,已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未获批准。要不要再发第三封电报?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淮海总前委三位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焦虑着。尽管考虑到第三封电报发出,毛主席“会拍桌子,会骂人的”(正如马克思常剖析自己的一句格言“我是人,凡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固有”一样),但作为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反躬自问:“不能由于我们的失误,而愧对那些本来可以看到新中国的曙光而在黎明前倒下去的战友……”。他们实事求是地认为,毛主席部署淮海战役时,黄维兵团尚在华中,是最近调来淮海战场增援的,他们根据敌情变化,洞察战场形势,坚持先歼灭黄维兵团,毅然发出第三封电报。邓小平提出:“电报只签我的名字,一人做事一人当。”当然,最后由于刘伯承和陈毅的要求,以三人名义发出。毛主席果然“拍了桌子”,但朱德却支持总前委的意见。周恩来也以淮海总前委意见为是,但又考虑到对毛主席的尊重,思索着两全其美的方式。而当时的毛主席也认真分析了敌情的变化和战友们的意见,毅然决定放弃己见,批准总前委的意见,并指出:战略部署须经中央批准,战役部署前线司令员可临机处置,并把这一复电抄发其他野战军司令员(这就变成法规制度)。淮海总前委敢于实事求是,三发电报陈述己见,中央和毛主席善于听不同意见,择善而从,淮海战役胜利了。话剧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再现了领导同志间意见的矛盾和统一,领导制度的民主和集中,体现了战争岁月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知心默契和民主作风。
第二件事:《瞭望》杂志1987年46期《侯国本教授的建议上达中央之后》,说的是在连云港兴建煤炭专用码头的一件往事。1978年春天国务院有关部门初步拟定在连云港修建一个煤炭外运的专用码头。身为海岸工程学专家的山东海洋学院侯国本教授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焦急,他提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方案”,连云港滩浅,浪大,潮差大,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海域,比连云港好得多。他写出书面意见,寄往有关部门,没有回音。但他并不灰心,毅然给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写信,“关于连云港作为深水大港的选址问题,有的干部不恰当地利用了你的部分讲话,作为领导的意愿向下贯彻”,要求李先念同志关心这件事,以便确定港址的最佳方案。信发出后第6天,1979年元月1日晨,李先念对来信作了批示:我虽召开过会议赞成这个方案,现在有同志抱着负责态度提出不同意见,为慎重起见,请再召集不同意见的同志多议几次,听取不同意见大有好处。3月,全国几十名专家经过实地考察,论证深水港的选址问题。经过讨论和争辩,一个新的方案作出来了:根据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的原理,石臼所应建10万吨起步的深水港口,连云港应建小吨位、多泊位的港口,方案经国务院批准,两个港口按各自的特点进行建设。这是敢于实事求是,善于择善而从,在建设问题上的反映。现在石臼港已成为我国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上又一对外开放的港口。
第三件事:黎汝清所著《皖南事变》一书。这部六十万字的巨著,再现了皖南事变这个历史的悲剧,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的教训。皖南事变固然主要是由于反动派预谋陷害,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封建家长式的领导所造成的失误,也是造成这场悲剧的重要原因。项英在北上问题上对中央阳奉阴违,欠拖不决。在北移路线上,既不采纳叶挺军长的“假途灭虢”之计,又不听取作战科长林志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策(实际上与叶挺方案异曲同工,方向相同,都是东进路线),独断专行,选择南进路线,陷入茂林绝境。在总结失败教训,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议论中,作者塑造了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敢于实事求是的林志超,一个是一味顺从领导的副参谋长周子昆(经过长征,颇有见识,但不敢支持正确意见,一味看项英眼色行事)。两人对事物所持的态度和遵循的原则可概括如下:
周:“不管对不对,只管谁说的”(只要是领导说的,我就去执行);
林:“不管谁说的,只管对不对”(真理靠驳不倒而存在)。
周:“即使违心,也要避免挨打”;
林:“即使挨打,也不敢违心”。
周:“天下父母都喜欢听话的孩子”;
林:“听话的孩子并不都有出息”。
在当时的新四军军部,因为能与项英抗争的陈毅和谭震林已早一步移至江北,叶挺由于不是党员而实际上有职无权,政治部副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在叶项争论中不敢于实事求是,而项英以惯有的权威和独断,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意见,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是造成皖南事变悲剧的一个内部原因。这个历史教训值得吸取。而目前,项英式的封建家长领导方式,周子昆式的不敢于实事求是的负责干部,不能说已经绝迹。不要把错误单纯视为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一种财富。重视历史教训,提倡敢于实事求是,善于择善而从,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