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开源节流”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财思想被古代理财家所推崇。他们不仅重视“开源”生财,也重视“节流”用财。在某些历史时期,“节流”甚至升居理财的主要方面,成为扭转财政困窘局面,充裕财政的重要手段。历史上有过这么三次大规模的“节流”:
西汉时期的“节流”
西汉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业衰退,赋税收入很少,国家财政陷入困境。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就是说,这个时期连皇帝也不能乘四匹同一色马拉的车子(按常制,天子驾驷马,其色宜齐同),将相们也只得乘牛拉的车子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高祖刘邦一方面节约支出,另一方面,减轻田赋,以恢复农业生产。到吕后执政时,生产已获发展,赋税也随之增加。及至文、景帝时,人口增殖,经济繁荣,财政充裕,“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汉书·食货志》)这一时期“节流”的突出代表就是文帝刘恒。他令诸侯不得入贡;减缩服御狗马;裁汰冗官。在他即位的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和狗马服御没有增加,俸禄支出减少。文帝原打算建筑“露台”(灵台),让工匠计算一下,耗费“直(值)百金”,抵得上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也就作罢了。他还下令衣服不得制作过长,拖曳地上,帏帐不得文绣,避免浪费,“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并且还规定“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由于文帝倡行节俭,因而当时的“国用”也是节省的。文帝节俭遗风,一直影响到景帝和武帝初年。而文帝的可贵之处,在于天下已富,仍倡行节俭,实行“节流”。
隋代的“节流”
隋代财政一直充裕有余。隋初文帝杨坚一朝的“节流”尤为突出。杨坚崇尚节俭,禁绝奢侈,并身体力行,几近吝啬。他本人生活俭朴,膳食简单,甚至有时“不御酒肉”,用物也很节省。隋文帝躬行节俭,一反南北朝以来的奢靡之风,对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很大,以至“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高祖纪》)杨坚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府兵制”,以节省军费,用于发展农业生产。他接受杨尚希、苏威提出的建议,下诏简政,撤除郡一级政府机构,只存州、县两级,以节省“国用”(《隋书·杨尚希传》)。他还接受了大臣柳彧提出“禁断”京师每年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迭相4543竞,至于糜费财力”(《隋书·柳彧传》)的建议,以杜绝浪费。文帝崇尚节俭,不仅减少了财政支出,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有利于刷新政治和整肃吏治。隋朝经济繁荣,财政充裕,不能说不与隋文帝崇尚节俭,注重“节流”的理财方略有重大关系。
明代的“节流”
明初太祖年间崇尚节约,皇室用费较省。至成祖年间,“国用”渐增。明代财政“节流”最突出的是在神宗任用张居正为相时期。张居正改革财政的根本方针是“节用爱民”、“以保国本”。张居正“节流”,先从皇室入手,他劝止神宗免除4644宴,说“一宴之费,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张文忠公全集》,下同)。他还请罢日讲宴饮,免除元夕灯火,使光禄寺春节的供应节省七百余金。他还阻止了内承库购买“金珠宝石”;力谏停修慈庆宫、慈宁宫和武英殿,节省了几十万两银子。对宫中用度加以节制,提出“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遇灾荒之年,赋税减少,张居正更重视节省皇室开支,“量入为出,加意尊节,如宫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类,可减者减之,赏赉可裁者裁之。”这些“节流”措施,对扭转财政困难,起到重大作用。因为皇室费用是一项巨额开支,占“国用”比重很大。张居正生活在明王朝后期,当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他能力谏神宗,“节财用,察吏治,安民生”,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实为难得。
从对中国古代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节流”的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开源”固然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方面,但也不可忽视“节流”的积极作用,应当是“开源”和“节流”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