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假账丑闻继安然事件之后,又有施乐、世通、默克等步其后尘,还有环球电讯、组合国际等接受调查,而安达信、毕马威等中介机构也相继出事。从可观察到的现象看,假账毒瘤在美国不是灌木,而已形成丛林。在这个公司治理与会计制度都号称全球样板同时又完全具有新闻自由的国度,竟出现一连串假账事件,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考察美国的一连串假账事件,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国会计制度的不合理。美国的会计制度喜欢用显微镜的眼光,而忘了望远镜的作用,着眼于细节,以至过于复杂而忽略了原则。正如“五大”之一的德勤首席执行官(CEO)科普兰(James Copeland)所言,从现实来看还不足以采纳美国着实复杂的会计制度。举个例子,股票期权的受益人为公司管理层而非股东,故站在股东角度,股票期权是一项费用,须进入成本。而将股票期权列为权益,一直是美国通行的做法,结果人为地夸大了公司利润,特别是股票期权作为激励的手段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份额越来越大的时候,夸大程度更大。安然仅2000年就发行了价值1.5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加之企业只在年报的注脚中公布期权的价值,增大了股东确切知晓公司利润的难度。将股票期权列为权益,也许能有效激励公司管理层...
美国假账丑闻继安然事件之后,又有施乐、世通、默克等步其后尘,还有环球电讯、组合国际等接受调查,而安达信、毕马威等中介机构也相继出事。从可观察到的现象看,假账毒瘤在美国不是灌木,而已形成丛林。在这个公司治理与会计制度都号称全球样板同时又完全具有新闻自由的国度,竟出现一连串假账事件,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考察美国的一连串假账事件,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国会计制度的不合理。美国的会计制度喜欢用显微镜的眼光,而忘了望远镜的作用,着眼于细节,以至过于复杂而忽略了原则。正如“五大”之一的德勤首席执行官(CEO)科普兰(James Copeland)所言,从现实来看还不足以采纳美国着实复杂的会计制度。举个例子,股票期权的受益人为公司管理层而非股东,故站在股东角度,股票期权是一项费用,须进入成本。而将股票期权列为权益,一直是美国通行的做法,结果人为地夸大了公司利润,特别是股票期权作为激励的手段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份额越来越大的时候,夸大程度更大。安然仅2000年就发行了价值1.5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加之企业只在年报的注脚中公布期权的价值,增大了股东确切知晓公司利润的难度。将股票期权列为权益,也许能有效激励公司管理层,但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很可能诱致管理层采用模糊障碍法应付股东,最后造成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不信任,由此损失大干收益。
接着而来的是公司治理结构固有的缺陷。随着美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公司股东人数动辄超过百万,股东所拥有的权益比例很小,本来监督动力就不足,再加上美国公司董事长往往也是CEO,无法发挥用手投票的作用,股东主要依赖于用脚投票。遗憾的是,防止会计信息不真实可靠,连这个作用也难以借助。于是退而求其次,仅要求独立董事能履行职责,希望能够借他们的良知与声望来弹压管理层的利己之心。而独立董事的作用也存在两点疑虑:一是他能否做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说话,不被收买;二是他是否有能力洞察管理层的阴谋与阳谋。从现实来看,这两点都面临着挑战。
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出现的一连串假账事件与非理性繁荣也存在关联。在布什总统上台之前,美国经历了10多年的持续繁荣阶段。可以这么说,美国的经济繁荣主要依靠的是高新技术企业与快速发展的跨国公司,不能说这两者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公众对其神圣化了。只要企业沾上高新技术,精于资产重组,能够扩大规模,股价就能非理性地上涨。股价上涨容易,而要维持这么高的价位就需要过硬的经营业绩,那些大批徒有其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毫无必要的兼并重组并不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利润,这就促使企业不得不通过会计筹划或者干脆通过做假账来解决业绩问题。
管理层的个人收入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职期间股价上涨幅度,世通和安然都是这种股权至上的快速发展的高膨胀企业,从产生到膨胀到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企业,只经历了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而已。非理性繁荣持续一定时间后必然会出现挤掉泡沫的现象,可以说,美国这次假账的全面爆发也是市场重新调整的结果。
假账发生在太平洋的彼岸,并未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影响,但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首先,制定会计制度需要系统的观念,不能只顾其一,而漏掉其余,不能只重视一方的利益,而忽视了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只重视目前,而忽略将来。其次,投资者不要抱希望出现太多的奇迹,公司业绩提升很大,确实可爱,但这种现象不多,更多的公司业绩如同往常,如果投资者能够保持平常心,公司管理者也会减少一些压力。当业绩不理想时,也敢如实汇报。再次,尽管假账对公众投资信心打击很大,这可以从美国股市的低迷看得出来,但美国资本市场强大的自我纠错和恢复能力依然体现出来了,这个能力表现在能够从个别的案例中抽象出原来没有发现的一般化规律,进而修正原来的制度,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案例诱致制度变迁”。安然事件爆发后,美国社会公众、会计师、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不断探讨,政府机构也不断出现新的机构重组会计监管,试图找到能够适应新时期企业会计信息记录、整理、披露的制度安排。在美国会计制度争论处于管制与市场之间徘徊的现阶段,我们恐怕不能“隔岸观火”等待他们的答案,以之作为自己修正会计制度的依据。
我国也曾相继出现过“琼民源”、“郑百文”、“银广夏”等众所周知的造假案件。我们在汲取美国造假事件教训的同时,不能拿国外会计造假做托词,宽容国内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行为,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和借鉴美国造假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通过借鉴当然会加速我国制度的演进,但如果只是这样.我国会计规则将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更重要的是我国面临着一系列自己特有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扎扎实实地透过我国的案例寻找答案。因此,现阶段我们需要更多地观察分析美国政府、研究机构、会计机构、传媒之间是如何快速互动的,而不仅仅是案例本身,将“案例诱致制度变迁”的方法学到手。只有这样,才会避免类似“银广夏”、“郑百文”事件的发生。
责任编辑 刘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