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86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河南黄泛区农场的工人已经三三两两地收工了。可是还有三个中年汉子冷冷清清地在一旁干活,周围的人只知道这几个人是被送来劳动的,但不知道他们是犯了什么错误。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那时,他们在农牧渔业部河南扶沟科学仪器厂工作,其中李树春是厂主管会计,王福善是材料会计,郭国清是综合统计员。他们象其他职工一样,都有美满的小家庭,过着安定的生活。
一
不幸的遭遇是从他们讲了一点实话开始的。1984年1月末,农牧渔业部财务司在审核扶沟科学仪器厂1983年财务决算时,发现填报的数据不实,便要求该厂厂长和主管会计李树春等人到北京汇报情况。临行前,李树春向有关会计、保管和统计等人员核实情况,查明了原因。在财务司的同志询问下,李树春反映了企业领导违反财经纪律,将1984年生产上用的钢材、原木、电机等原材料采取提前开票冲帐的办法,挤入1983年的成本,造成亏损11万元的假象。
李树春没有想到,这下惹了大祸。回扶沟不到半个月,仪器厂领导便以“精简”为名,将厂主管会计、现金会计、基建会计、材料会计和保管统计等人调离岗位,派往车间劳动。1984年2月15日上午,厂长带人封了会计室的门窗、帐柜,并宣...
1986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河南黄泛区农场的工人已经三三两两地收工了。可是还有三个中年汉子冷冷清清地在一旁干活,周围的人只知道这几个人是被送来劳动的,但不知道他们是犯了什么错误。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那时,他们在农牧渔业部河南扶沟科学仪器厂工作,其中李树春是厂主管会计,王福善是材料会计,郭国清是综合统计员。他们象其他职工一样,都有美满的小家庭,过着安定的生活。
一
不幸的遭遇是从他们讲了一点实话开始的。1984年1月末,农牧渔业部财务司在审核扶沟科学仪器厂1983年财务决算时,发现填报的数据不实,便要求该厂厂长和主管会计李树春等人到北京汇报情况。临行前,李树春向有关会计、保管和统计等人员核实情况,查明了原因。在财务司的同志询问下,李树春反映了企业领导违反财经纪律,将1984年生产上用的钢材、原木、电机等原材料采取提前开票冲帐的办法,挤入1983年的成本,造成亏损11万元的假象。
李树春没有想到,这下惹了大祸。回扶沟不到半个月,仪器厂领导便以“精简”为名,将厂主管会计、现金会计、基建会计、材料会计和保管统计等人调离岗位,派往车间劳动。1984年2月15日上午,厂长带人封了会计室的门窗、帐柜,并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李树春等人的工作,停发工资。在此之前,这位厂长为了立即撤换会计、统计等人员,还急不可待地带人拿着铁棍、螺丝刀、锤子从车间到仓库先后砸了六扇门,撬了八把锁,抢走了两枚财务公章,并将向李树春提供过情况的人全部撤换。
对这些反常的举动,厂里议论纷纷,厂长也不掩饰他的目的,有一次他对人说:“我们这次行动主要是对李树春的,因为他到北京向部里告了状,他和俺们不一心。”
面对解除工作、扣发工资的打击报复行为,李树春等同志没有屈服。他们走出扶沟,上访告状,把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上级部门。
二
扶沟科学仪器厂厂子不大,却是部里生产农业科学仪器的一棵独苗苗。有一段时间,厂党委书记还由部里的干部兼任。
“到部里评理去!”李树春、王福善、郭国清、李艳玲、赵桂菊等五人结伴来京上访。
一次、两次、三次……他们一连几次上访,得到的回答总是“研究解决”。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几个人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用光了,问题还没有解决。
1985年6月20日晚上,这五个人又凑到李树春家,半晌,没人说出一句话来。不知是谁终于说了一句:“咱们还能告赢吗?”隔了一会儿,李树春开口了:“咱们是冤案,我就不信党不给咱平。中不中,还要凑钱去一趟北京。”大家点点头。但是,家家都没有钱了。他们咬咬牙,四处求亲告友,每户借债40元,总算又凑齐了两个人的路费。
攥着手中的钱,好象攥着五家人的命。李树春和郭国清第五次到了北京,这次总算有了结果,经过不断反映情况,在各方面的催促下,有关部门在一项决定中终于实际上承认了这是一起打击报复财会统计人员的案件,要求给这五位同志补发工资,同时责令厂领导认真检查砸门撬锁的错误。
但是,仪器厂的领导认为补发工资就等于宣布自己错了。于是在决定下发之前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甚至以集体辞职要挟。为了迁就厂领导,有关部门在这个决定中还要求李树春承认反映情况的方法是错误的,并让他们正式交出原有的帐目和统计表,到工厂领导指定的岗位上去上班。
面对这样一个决定,李树春他们认为坚持财务制度没有错,撤换工作不合理。为了领取扣发的工资,他们继续在厂里上班,并又一次去郑州向上级反映问题。
厂领导看还有人不服气,就多次假告李树春等三人长期旷工。上级有关部门在未做认真调查的情况下,找到李树春等三人,限令七天内交出检查,并立即到指定的部门上班,否则予以除名。在这样的压力下,三人写了检查,并向厂长递送了《关于再次要求上班的申请》。
他们把检查送到厂长手上,但是厂长说,我不收。他们到指定的车间去上班,车间领导说:厂长说了不准接收;找厂长去问,则回答:我不管。七八天时间过去了,没有人肯收他们的检查,也没有人肯正式安排他们的工作。可是,一天上午,有关上级领导突然在全厂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李树春、王福善、郭国清三人长期旷工,予以除名。
从他们几人被通告停止工作时起,除去到外地上访期间,他们都到工厂装配车间上班,许多职工冒着风险为他们出证画押,但有些领导硬是不承认他们上班了。
三
某些领导的打击报复、停发工资给李树春等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艰难时刻,许多人伸出温暖的手。
扶沟县委副书记、省农场管理局负责同志都曾解囊相助,为他们付过宿费、饭费,黄泛区农场的领导也曾留他们在家里吃过饭。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乾和副部长迟海滨都曾就此事专门做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查处。国家统计局、农牧渔业部的一些同志也都很关心和同情他们,先后采取各种办法帮助解决困难。正是这些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关心,使他们心中的希望始终没有泯灭,增强了他们坚持真理,维护财经纪律的信心。
在这几位同志中,李树春是共产党员,这几年来,尽管他没有工资收入,但是每个月的党费,他总是按时交纳。有人刁难不收,他就据理力争。在多数党员的支持保护下,他的党籍始终保持着,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们告了三年多,就是因为相信共产党。”
为了李树春等人的问题,上级部门曾多次派人调查情况。但是厂领导却说,撤换李树春是因为他有意同领导闹矛盾。但是何止是撤换了李树春一人。
接替李树春的是何祖旺。1984年调入科学仪器厂不久,上半年结帐时,帐面亏损4700元。厂领导说:“你给我把帐改了!”
“这帐怎样改啊?”,何祖旺回了一句。
“你不会想个法儿,扩大在产品,减少费用吗?”
“帐、物都有数,会计怎么能乱改呢?”他没听厂长的,却给厂长讲了会计人员发现问题不揭发,将与领导连带负法律责任。何祖旺还向上级写信反映工厂的违纪问题。不久信转回了厂里,何祖旺后来也到车间去劳动了。
1982年,工厂一季度没完成生产计划,书记、厂长却偏要将190台土壤磨碎机零件折合成150台整机产量上报,作为全厂唯一的综合统计员郭国清没在统计表上签字,并且画了个问号。不久,厂领导在撤换他的目的未实现后,就把他支派出去,要他白天跑上一百多里路到县里搞统计,晚上回来搞本厂统计,一连一个多月,并说:“为党工作,得辛苦点。”郭国清曾说,真要是为党工作,我辛苦也值得。
三年来,这个只有一百五十来人的小厂,先后撤换了七名会计,其中主管会计已经换了三班。许多敢于坚持财务制度的财会人员,他们都认为与领导不团结,一一撤换掉。
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连年下降。全厂年产值从100万元以上下降为50万元左右;企业1980年曾盈利18万元,1982年以来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20多万元。但是,企业领导还得意地对群众说,他们和我们打官司没有光沾,他们的路费自己掏,我们是公家报。他们打输了白受损失,就是打赢了,我们也不吃亏。还有一位厂领导拿着一摞材料对人说:“看看,不管他们告到哪儿,这都要由我们来处理,他们能赢吗?”
是啊!他们能赢吗?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1987年的春天已经来临。春天总是美好的,她带给人们温暖、生命和希望。我们相信李树春等人这桩冤案,有关部门是能够彻底纠正的,他们的希望是能实现的。
(原载1987年3月9日《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