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3-04 作者:金婕 作者简介:金婕,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本科生; 于博 于博,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JIN Jie, YU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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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证券交易所不断强化一线监管职责,工作重心由“事前审批”逐渐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沪深证券交易所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转型后,对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事后审查,年报问询函成为交易所重要的非处罚性监管方式之一。年报问询函不仅要求上市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等环节进行说明,还就相关问题对审计师及会计师事务进行问询,进而加强对审计报告质量的监督。新修订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自2018年起开始正式实施,沪深交易所出具年报问询函的频率增加。问询函对审计行为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传统审计报告仅向投资者传递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通过与不通过的信号,难以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以及其他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先后更新了审计报告准则。为顺应国际审计变革趋势,满足我国资本市场对提高决策相关性以及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要求,我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修订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下文简称新审计准则)。这次全球性审计报告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是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关键审计事项,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在当期财务报...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证券交易所不断强化一线监管职责,工作重心由“事前审批”逐渐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沪深证券交易所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转型后,对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事后审查,年报问询函成为交易所重要的非处罚性监管方式之一。年报问询函不仅要求上市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等环节进行说明,还就相关问题对审计师及会计师事务进行问询,进而加强对审计报告质量的监督。新修订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自2018年起开始正式实施,沪深交易所出具年报问询函的频率增加。问询函对审计行为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传统审计报告仅向投资者传递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通过与不通过的信号,难以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以及其他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先后更新了审计报告准则。为顺应国际审计变革趋势,满足我国资本市场对提高决策相关性以及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要求,我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修订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下文简称新审计准则)。这次全球性审计报告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是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关键审计事项,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在当期财务报表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尝试方向——关键审计事项在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是否承担了某种中介效应?为此,本文从关键审计事项视角展开研究,研究受以下两方面文献启发。
一方面,陈硕和龙怡婷(2018)的研究发现,被出具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进而该上市公司财务风险以及经营风险均相应提高,相应审计师所需考虑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特别风险增加。这意味着年报问询函会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包含了更多的风险信息?是否增加了市场对审计师的责任认定?出于维护自身及其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审计师是否会相应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导致审计费用升高呢?另一方面,刘颖斐和张小虎(2019)以关键审计事项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了其作用于公司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的效果。那么,与之类似,将诉讼风险转换为监管风险(年报问询函)后,上述中介效应是否依然成立?
本文试图以关键审计事项作为中介因素,考察年报问询函影响审计费用的机制。结果表明:上期年报问询函显著提高了当期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并且关键审计事项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文在考察年报问询函与审计收费关系时,充分考虑了审计费用的先定性问题。因为,为保证审计独立性,审计收费通常会在财务年度初期便提前确定。所以,后文实证过程对审计收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等核心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均采用了“滞后一期”数据进行回归。同时,为保证结论充分稳健,本文还对审计费用做了滞后两期的处理,实证结论不变。限于篇幅,后者未报告,但留存备索。。文章潜在贡献如下:第一,从交易所出具年报问询函角度探究监管风险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拓展了年报问询函在审计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二,从关键审计事项这一新视角,探究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起中介作用,丰富了有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和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自Simunic(1980)开创性地提出了审计定价模型以来,国内外学者便开始围绕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客户、会计师事务所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
第一,从客户层面出发,主要研究集中于规模、诉讼风险和经济业务复杂程度等上市公司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首先,关于公司规模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imunic(1980)发现公司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此后,学者分别在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Francis,1984)、新西兰(Firth,1985)等得到验证。国内基本沿用Simunic(1980)的模型,借助资产规模和子公司数量衡量上市公司规模,张宜霞(2011)也证实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其次,“风险溢价说”认为风险应作为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当企业诉讼风险较大时,可能会面临巨额赔偿,声誉也将承受严重损失,根据信号传递机制和“深口袋”理论,审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将会面临来自客户的风险,导致其遭受声誉和经济的双重损失。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关系(刘颖斐和张小虎,2019)。最后,关于经济业务复杂程度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钟凤英和范晓萌(2018a)研究认为上市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越多,关联方交易越频繁,审计师所需投入资源越多,因此收取越高的费用。
第二,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出发,研究主要集中于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行业专长和所处地区的经济条件等事务所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Gul(1999)的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规模效应,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关系。伍利娜(2003)研究发现国际五大所的审计定价高于其他事务所。Basioudis等(2006)研究发现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费之间显著正相关。钟凤英和范晓萌(2018b)认为地域发展水平对审计收费具有正向作用。
第三,从外部环境变化出发展开的审计收费波动研究。此类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行业差异、地区经济和法律环境等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例如,江希和和俞萍(2016)认为高风险行业的审计费用相对较高,实体资产占比较高的行业审计费用相对较低。刘斌等(2003)认为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经济越发达,其审计费用越高。但随着资本市场的监管规范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大,监管风险已逐渐成为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宋衍蘅和何玉润(2008)研究发现审计师在政府监督压力和市场竞争压力下,做出定价决策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监督压力。冯延超和梁莱歆(2010)研究结果表明,上司公司存在诉讼仲裁和违规处分事件时,其审计费用将会显著提高。
(二)关于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年报问询函的研究主要从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方面展开。
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司特征、会计师事务所等方面进行研究。例如,Cassell等(2013)研究发现盈利水平低、内部治理能力弱、业务复杂程度高、选择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更容易收到年报问询函。刘柏和卢家锐(2019)发现,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收到问询函的概率越大,并且问询函的精确性和准确性也越高。
经济后果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市场反应、内部人减持、审计质量和股价崩盘等方面展开。例如,陈运森等(2018)发现市场对问询函收函公告反应为负,对回函公告的反应为正。王艳艳等(2019)研究认为收到问询函后,被问询审计师及其团队其他审计师的审计质量会明显提高。此外,问询函还能够识别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Kubick,2016),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有预测作用(张然等,2015),并且,投资者会利用相关问询函披露的信息对企业风险进行评估做出投资决策(Gietzmann和Isidro,2013)。
(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研究
近几年,关键审计事项作的披露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新审计准则实施前,主要以实验方法为重点展开研究。正式实施后,学者开展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主要探讨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投资决策(张继勋等,2019)、股票价格(王木之和李丹,2019)、审计质量(杨明增等,2018)的影响等。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费用的影响,Gutierrez等(2018)的研究发现增加对被审单位的信息披露对审计费用没有显著影响。在各国资本市场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均属于新生事物,且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法律与监管环境以及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我国市场上,探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以下审计收费领域的问题依然有较大的拓展空间:(1)目前对市场监管风险与审计费用关系的研究较少,且现有文献中大多是以证监会行政处罚等后果相对严重的监管措施为出发点;(2)鲜有研究关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意义。本文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为视角研究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其中的作用机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并对相关文献研究有一定补充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年报问询函带来的审计后果分析
审计费用是由审计师投入的审计资源数量和因预期风险要求的溢价补偿共同决定的(Simunic,1980)。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师在承接项目或执行审计工作时,首先会从项目复杂程度角度进行整体的评估,进而考虑成本效益,即审计费用要与付出的成本相匹配。审计师所投入的审计资源不仅受被审单位自身复杂程度的影响,还受审计师对外部信息的风险感知的影响。
年报问询函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了监管作用,还增加了审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压力。在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在承接上期年报被出具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工作时,会感知到更高的监管风险,并将通过增加审计程序,扩大实质性测试范围,增大测试样本量等方法来降低其面临的检查风险。另外,问询函作为非处罚性监管,通过监督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可以更早地发现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可能存在的问题,引发监管部门的注意,从而可能引致更为严重的处罚性监管措施。审计师出于其职业严谨性,会相应增加额外测试,尤其是对上年遗留下来的问题,确保能够发表准确的审计意见(米莉等,2019)。综上,若上市公司年初收到关于上期的年报问询函,审计师则会在当年进行年审时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很可能导致该年度审计费用出现相应的增加。
并且,年报问询函是一个风险增加的信号,会提高市场以及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将审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置于公众关注的焦点下。若审计师在这种情况下出具错误的审计意见,结合声誉机制和惩罚机制作用,会对自身以及会计事务所造成恶劣的影响,为了避免此影响,审计师会在加大审计资源投入的同时要求更高的溢价补偿,进而导致审计费用相应提高。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期年报收到交易所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当期的审计费用会高于没有收到问询函的公司。
(二)年报问询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分析
关键审计事项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根据新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判断并确定关键审计事项时需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注册会计师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领域或识别出的特别风险;(2)与财务报表中涉及重大管理层判断(包括被认为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的领域相关的重大审计判断;(3)本期重大交易或事项对审计的影响。若上市公司上期年报被出具问询函,其公司存在问题的可能性加大,在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会把相应领域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特别风险作为关注的重点,并以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方式向投资者传达风险信息,进而增加市场中有关上市公司的信息并满足投资者在做出经济决策的需求。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提高了审计报告的有用性,规范了审计程序以及审计师的做法,同时也提升了审计工作难度(孙英杰,2018),进而增加了审计师的工作量,审计中所需投入的资源增加。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审计师会相应要求更高的审计报酬。同时,增加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一方面,审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会面临更多的潜在法律风险,预期的潜在损失增加(Katz,2014);另一方面,提高了投资者对审计师的潜在预期(Gimbar,2016),当上市公司出现危机时,投资者将加剧对审计师的责任认定。因此,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增加了审计风险,审计师会相应要求更高风险溢价补偿,进而审计费用增加。
近年来,监管机构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违规的处罚力度不断加强。在新审计准则下,若上市公司上期年报被出具问询函,审计师风险感知增强,审计行为更加谨慎。一方面,从审计资源的角度,审计师为了降低检查风险,会对上市公司重大错报风险及特别风险进行重点关注,披露相应关键审计事项,执行更多更严谨的审计程序,审计资源投入增加,审计成本增加进而审计费用增加;另一方面,从审计风险的角度,审计师披露更多的关键事项,会增加审计师面临的潜在风险,并且投资者对审计师责任的感知增加,审计风险上升,进而审计师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师通过增加披露上期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本年度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提高审计费用,即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存在中介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新审计准则于2016年12月发布,经调查,2016年年报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上市公司仅有93家,相比2017年3204家以及2018年3259家上市公司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其影响可忽略不计,并且披露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规范性。因此本文选取2017~2018年年报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以下条件进行筛选:(1)金融、保险行业的财务数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了保证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以及结论的一般性,需剔除此类公司;(2)剔除其他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对上述公司进行剔除后,最终得到6463个样本。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取相关数据,并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与处理。为避免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计
1.主检验模型的设计
本文借鉴何威风(2015)和殷红(2019)等人的研究方法,建立以下模型以检验上期年报问询函与当期审计费用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中,被解释变量Auditfeeit为上市公司i在t年的审计费用,该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合计数,为了降低审计费用数据样本的异方差性以及增加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中系数的可读性,本文以当年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来测度。
解释变量Inquiryit为上市公司i在t年是否收到上一年度的年报问询函,即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i上期年报审核后是否发出问询函,收到取1,否则取0。该数据取自CNRDS内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本文参照何威风(2015)和殷红(2019)等文献构建了控制变量,记为Controls。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2.中介效应模型的设计
接着,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1986)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采用以下步骤展开。
建立模型(2)检验年报问询函与其年报中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的关系。
建立模型(3)检验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是完全中介效应还是部分中介。
上述模型中,LNKAMit是公司i在第t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自然对数值,Controls为控制变量,其定义与模型(1)相同。最后,模型(2)~(3)也同样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审计费用的平均值为13.902,标准差为0.654,最小值为12.766,最大值为16.200,从整体来说,上市公司总体审计收费偏高,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差异较大。年报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平均值为0.737,即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约为2条。样本中年报问询函的平均值为0.113,说明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样本量的11.3%。在控制变量方面,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所占样本数据比例分别为5.2%和67.1%,约有96.1%的上市公司获得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分别为0.053和0.416。其余变量的分布也均在合理范围内。
(二)相关性分析
在变量相关性分析表3中,年报问询函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初步证明若上市公司上期被出具年报问询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越多,该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会越高。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变量还包括公司规模、子公司数量等。不过,相关性分析仅检验了两两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依赖多元回归分析获得更为准确的结果。此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小,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六、实证分析
(一)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1,探究上市公司上期所收到的年报问询函对当期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前,上一期收到年报问询函与当期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加入控制变量后,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为0.049,且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若上市公司上期年报收到交易所的问询函,会计师事务所当期审计费用会升高。就可能的原因而言,一方面,年报问询函增加了市场对该上市公司的关注度,为了降低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将执行更谨慎、更全面的审计程序,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相应审计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审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会因履责不到位而承担连带责任,审计风险增加,审计师会相应收取风险溢价。基于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共同增加,提高了审计费用,从而验证了假设1。
从控制变量上看,公司规模、子公司数量、偿债能力和前十大股东持股与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子公司数量越多,偿债能力越强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其他变量方面,上市公司所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与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国际四大相比其他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会更高;有关公司注册地的变量与审计费用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若上市公司注册地在西部或中部,审计费用相对其他地域较低。
(二)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研究年报问询函影响审计费用的途径,验证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之间的中介作用,我们构建了模型(2)~(3),并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
第(1)列是模型(2)的检验结果,年报问询函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36,说明若上市公司上期年报收到问询函,审计师在当期确定关键审计披露数量时,会把相应领域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特别风险作为关注的重点,从而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进而增加市场中有关该上市公司的特有信息。
第(2)列是模型(3)的检验结果,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费用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总的来说,若上市企业上期收到年报问询函,则当期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增加导致审计资源投入增加,审计风险提高,进而提高了审计费用,即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在上期年报问询函与当期审计费用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设2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从多元回归结果中所得出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用Sobel-Goodman进行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检验结果的P值分别为0.029,0.031和0.026,均小于0.05,揭示了关键审计事项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同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3%。限于篇幅,结果不再列示。
(三)稳健性检验
1.关于审计收费先定性问题的反思及实证改进(滞后一期估计)
考虑到审计费用以及关键审计事项可能会存在先定性问题,本文将审计费用以及关键审计事项变量进行滞后处理,引入A-Auditfee以及L-LNKAM变量,分别采用上市公司下年度审计费用的对数值以及下年度年报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的对数值来衡量,并依次对模型(1)~(3)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中第(1)、(2)列回归结果可知,年报问询函与滞后一期的审计费用和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若上市公司上期年报收到问询函,下一年度的审计费用以及下一年度年报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会相应提高。同时,第(3)列结果说明,将审计费用和关键审计事项滞后一期后,中介效应依然存在。
2.PSM检验
选取上市公司上期年报是否收到年报问询函,并借助当年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来对当年的审计费用进行回归和中介效应分析有助于缓解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是,收到年报问询函除存在内生问题外,还有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例如,Cassell(2013)等研究表明,董事长与CEO为同一人、低盈利性、业务复杂、选择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小等都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问询函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因素也是导致其面临更高审计收费的原因。然而,公司盈利能力、业务复杂程度、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决定审计收费的因素往往并非“随机”分布在收到年报问询函和未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企业中。所以,当年报问询函对审计收费构成影响时,其背后很可能并非真的是年报问询函在发挥作用,而是盈利能力、业务复杂程度、事务所规模等其它特征在分布上的非随机性导致了审计收费的差异。即不同特征的公司落入是否收到年报问询函这个0/1区间的过程并非随机的,存在明显的自选择问题。为了解决自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选取影响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影响因素(上市公司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是否为国际四大、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和前十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匹配变量,并按照1∶1放回邻近匹配来重新构建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之间的中介效应依然存在。
3.替换变量
本文以一年内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次数(LNKAM_NUM)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1)~(3)进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表8的回归结果说明,上市公司上期收到问询函,当年审计费用会提高。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依旧存在,与主回归结果一致。
七、进一步研究
若上市公司上期年报被出具问询函,审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会面临更大的监督风险,进而其对公司当年的审计定价会相应上升。前文已验证,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那么对于审计风险的不同组别,关键审计事项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是否会有所差异?对审计费用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分别从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证券分析师三个主体视角出发,分别探究其对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的影响。
(一)会计师事务所对关键审计事项中介效应的影响
漆江娜等(2004)用上市公司每单位资产操控性应计利润额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将国际四大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比较,发现国际四大具有更高的声誉。即使在监管较弱的环境中,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仍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从而其审计收费较高。而Choi等(2008)研究发现,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容易收到问询和处罚,随着监管力度加大,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了避免受到处罚而影响声誉,将会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更谨慎地执行审计程序,对上期遗留问题做更全面的处理,并通过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方式向市场传达信息。基于以往文献,本文认为: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年报问询函对审计收费增加的影响更大,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相应也更显著。
为了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对关键审计事项中介效应的影响,本文按照是否为国际四大对样本进行分组,运用上文模型(1)~(3)进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可以看出,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年报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的中介效应依旧存在;而对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不再显著,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这说明,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年报问询函使其审计所面临风险增加,相比以往审计师会更全面考虑上市公司存在的特有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进而审计费用提高。
(二)产权性质对关键审计事项中介效应的影响
相比其他企业,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更为严格,国有企业也更容易受到媒体关注。所以,国有企业审计风险相对较小,产生市场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也较小(陈信元等,2010)。朱红军和章立军(2003)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审计风险整体低于非国有企业。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若国有企业上期年报被交易所出具年报问询函,审计师对企业风险评估会低于非国有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进而较少,审计费用相对较低。
为了验证产权性质对关键审计事项中介效应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同样依次对模型(1)~(3)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在国有企业组,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而非国有企业组,中介效应存在,说明对于不同的产权性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对于年报问询函和审计费用的中介效应的影响不同,若非国有企业上期收到年报问询函,其审计风险高于国有企业收到问询函,审计师会考虑更多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特有风险,进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增加,审计费用增加。
(三)分析师关注度的高低对关键审计事项中介效应的影响
证券分析师通过研读公司的业绩报告、实地考察等多种渠道进行信息收集,并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对关注的上市公司作出盈余预测并向投资者发布投资价值报告,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李春涛等(2014)研究发现,对于声誉较高的企业,分析师显著降低了名企盈余管理的规模和报告微利的概率。此外,周冬华(2013)发现证券分析师偏好跟进公司治理质量高的上市公司。说明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上市公司,治理表现越好,信息越透明,监督机制更加完善,进而审计风险相应降低。因此,本文认为从关键审计事项的视角来看,对于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上市公司,审计师所面临的风险增加,审计师需要关注的重点风险信息增加,进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增加,审计费用提高。
为了验证分析师关注度的影响,本文引入Analyst变量,用关注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数量加1后的自然对数衡量,并依据同行业同年度的中位数进行分组,依次对模型(1)~(3)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在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一组,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仍然存在,而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一组,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不存在。
八、研究结论
本文以在2017~2018年年报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关键审计事项为视角,探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中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从横截面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上市公司。
理论贡献方面,本文从关键审计事项这一视角,探究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补充了国内对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丰富了有关年报问询函的作用机制和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两方面的研究文献。
同时,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新审计准则实行仅两年,本文样本期间较短,数据有限,今后需继续补充相关数据,进一步验证关键审计事项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之间部分中介效应的存在性;其次,本文仅考虑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未考虑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内容,未来需进一步研究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其他行为以及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
(责任编辑 杨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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