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3-28 作者:林钟高, 郑军, 卜继栓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02) 作者简介:林钟高(1960-),男,福建泉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军(1980-),男,湖北监利人,副教授;卜继栓(1992-),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LIN Zhong-gao,ZHENG Jun,BU Ji-s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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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在审计理论领域,主要存在代理假说和保险假说,目前从代理假说角度出发研究审计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成果,但是检验保险假说却成为审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题。Bell、Landsman和Shackelford(2001)的研究表明,审计师花费的时间以及收取的审计费用对商业风险比较敏感,而单位审计费用对商业风险的敏感度则较小;随着审计师所感知的客户风险的增加,审计师花费的时间以及审计收费也显著增加,但是单位审计费用并没有因为客户风险的增加而增加;审计师在面对客户的风险时,通过获取审计溢价间接地为自己购买“保险”,证明自己“尽忠职守”。伍利娜、郑晓博和岳衡(2010)以2003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为事件窗口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该规定颁布前后长期为同一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师,会提高审计定价以补收长期审计欠收的审计费用,补收的审计费用和股价中反映的审计保险价值显著正相关,表明法律的强制性功能催生了我国证券市场审计的保险功能,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可见,已有文献或是基于某种特殊的风险或是从累计超额回报率波动来检验股价中包含的“审计保单”...
一、引言
在审计理论领域,主要存在代理假说和保险假说,目前从代理假说角度出发研究审计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成果,但是检验保险假说却成为审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题。Bell、Landsman和Shackelford(2001)的研究表明,审计师花费的时间以及收取的审计费用对商业风险比较敏感,而单位审计费用对商业风险的敏感度则较小;随着审计师所感知的客户风险的增加,审计师花费的时间以及审计收费也显著增加,但是单位审计费用并没有因为客户风险的增加而增加;审计师在面对客户的风险时,通过获取审计溢价间接地为自己购买“保险”,证明自己“尽忠职守”。伍利娜、郑晓博和岳衡(2010)以2003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为事件窗口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该规定颁布前后长期为同一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师,会提高审计定价以补收长期审计欠收的审计费用,补收的审计费用和股价中反映的审计保险价值显著正相关,表明法律的强制性功能催生了我国证券市场审计的保险功能,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可见,已有文献或是基于某种特殊的风险或是从累计超额回报率波动来检验股价中包含的“审计保单”的价值大小等角
来检验审计保险假说,鲜有文献考虑企业整体的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这成为本文思考的第一个方面。
引发本文思考的第二个方面是,在风险导向的审计准则思想指导下,审计被视为一个控制审计风险的过程,审计师应当根据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领域和程度配置审计资源,在既定的审计资源下实现最优审计结果。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给公司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潜在的风险,导致企业整体风险的提高。审计作为一种风险转移(保险)机制(Menon和Williams,1994),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支付相当于保险合同中保费的审计费用,将其所承担的一部分风险转移给审计师,从而达到规避风险、减少损失的目的,尤其在“深口袋”的审计环境下,这种目的更为明显。这为我们从企业整体风险角度来检验新审计准则所倡导的风险导向模式的实施效果以及审计保险假说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已有研究指出,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自我约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内部治理机制,不但可以减少经理人或职员随机错报的可能性,降低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舞弊风险(周继军和张旺峰,2011),而且也能较好地抑制内部控制人的机会主义会计选择行为(魏明海、陈胜蓝和黎文靖,2007),提高盈余质量(Doyle、Ge和McVay,2007;Ashbaugh-Skaife等,2008),保护投资者利益(Gong、Ke和Yu,2013)。但是内部控制如何面对较高程度的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管理层在面临较高程度的环境不确定性时是否以及能否产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动力?如果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内部控制质量提高,那么作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审计风险的重要内生性机制,在环境不确定性的既定条件下,内部控制系统(也是一种均衡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契约装置)究竟能否影响审计收费?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否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截至目前,这些问题尚缺少实证的检验。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从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及其与内部控制的互动关系来探寻企业整体风险影响审计师行为的基本路径,其可能的贡献在于:(1)检验了新审计准则所倡导的风险导向模式的实施效果,为审计保险假说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从理论上来讲,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的经营风险大幅度提高,破产风险也随之增加。从审计需求角度来看,企业更有可能利用审计这种风险转移机制,将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部分风险转移给审计师;从审计供给角度来看,在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下,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企业整体风险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审计师收取审计溢价。因此,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可以为审计保险假说提供更为普遍化的证据。(2)进一步拓展了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本文从“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绩效——企业高管的动机——内部控制优化”这个逻辑分析了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主要因素,并从内部控制作为内生于企业内部管控需求的演化特征出发,考察了内部控制是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环境不确定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既比较全面地补充了有关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也进一步拓展了有关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为更好地建设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3)提供了理解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新视角。国外学者关于内部控制与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替代论”和“互补论”两种不同的观点。“替代论”认为,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企业的内部控制(尤其是财务报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意味着其财务报表质量更高,审计师可以简化针对财务报表的实质性测试程序、缩小审计范围、减少取证盲目性,从而付出较低的审计成本(Raghunandan和Rama,2006)。“互补论”则认为,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具有相互补充作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企业越愿意付出更高的审计费用,从而一方面有助于协调经济利益矛盾、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展示企业的质量和管理形象(Hay、Knechel和Wong,2006)。但是,这些研究均忽视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因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失偏颇。本文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纳入研究视野,对于理解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关系的不同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
环境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众多财务与非财务利益相关者、各种规则制定者、监管机构等主客观的、连续而不可预测的外在变化,导致公司经营、筹资、投资以及收益分配等相关活动的变化。这些变化跨越了时空界限,尤其是资本市场和资本流动存在国际化趋势,环境不确定性波及的范围和造成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刻。环境不确定性不仅加大了审计风险,审计师所需的投入也大大增加,最终会导致审计师索取审计溢价。具体分析如下:
从风险角度看,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了监督和控制企业经济业务的难度,经济业务的可靠计量难度更大,财务人员发生错报的风险更高。(1)林斌(2000)从会计业务处理的角度,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外在不确定性和内在不确定性,外在不确定性是指环境变化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内在不确定性是指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在职业判断过程中的主观性、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面对环境不确定性,企业选用的会计计量属性更为多元化、信息披露方式更加多样化。相比稳定环境条件下的企业而言,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需要根据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精心谋划具体的经营活动,持续改进企业内部业务单元和变革创新业务流程,甚至进行组织再造。(2)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导致环境不确定性的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管理者评估风险所需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渠道都显得不足,对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评判估计变得更加困难,管理层面临的决策失败风险也因此大大增加(牛建波和赵静,2012)。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内外压力和出于职业生涯的考量,管理层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来降低盈余的未来波动性(Ghosh和Olsen,2009;申慧慧,2010),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大大增加了舞弊风险。(3)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提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对任何刺激政策的反应都比较弱,因而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经营风险更加难以被分散。Bloom、Bond和Reenen(2007)的研究指出,在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对需求刺激的反应更加谨慎:不确定性的标准差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大幅度降低投资对随之采取的货币或者财政政策的反应。这样,面临较高程度的环境不确定性时,公司的破产风险也有所增加,审计师面临的非审计失败所导致的诉讼风险也骤然增多(Seetharaman、Gul和Lynn,2002),导致审计师陷入“深口袋”的困境中。
从投入角度看,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审计投入成本。(1)环境不确定性对审计师风险评估有显著影响。在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必须合理评估企业整体的风险水平。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加大了风险评估的难度,审计师需要履行更多的审计程序,花费更多的审计时间,搜集更多或者更有说服力的审计证据,这些都给正常的审计过程带来额外的工作量。(2)已有研究指出,审计师在感受到较高的审计风险时,会秉持更加谨慎的职业态度,在出具审计意见时表现得更为稳健,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较大(Lennox,2000;申慧慧、吴联生和肖泽忠,2010)。由于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被看作是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警讯,会给公司带来股价下跌、外部融资成本提高等负面效应(Chen、Su和Zhao,2000),因此当审计师要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确定核实审计事项,提供充分、适切的非标审计意见证据,同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客户进行深度沟通,如果进一步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影响(Ghosh和Olsen;2009;牛建波和赵静,2012),审计师对客户风险的评估、与客户管理层的沟通都更加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据此提出假设1:
H1:限定其他条件,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正 相关。
(二)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需求更加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经营风险不断提高,任何偏离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重大行为、过程和结果都意味着企业存在风险。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是为达到某个或某些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动态控制过程,它不是静止的,会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控制必须采取必要的修复手段,以应对环境变化的全新挑战,展示内部控制“点状均衡”的特殊功能作用,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缺陷修复——控制质量提高”的循环往复过程。已有研究指出,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盈余出现较大的波动(Ghosh和Olsen,2009),既会提高企业经营风险,也会影响企业战略目标的实施和经营计划的实现,增加战略失败的风险,影响公司绩效。因此,我们试图沿着“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绩效——企业高管的动机——内部控制优化”这个逻辑对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从环境不确定性引起企业风险增加,企业绩效下降影响高管晋升角度来看,企业高管会产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动机。由于我国很多上市国有企业的高管具有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对企业高管除了薪酬(包括现金和股权等)激励外,更重要的还有内部升迁以及政治晋升激励(Kato和Long,2011;宋增基、张国杰和郭桂玺,2013)。由于组织和政治晋升与业绩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只有业绩表现相对更优的管理者才能够在竞争中获胜(张兆国、刘亚伟和亓小林,2013),企业业绩表现的相对优越程度自然成为内部升迁、政治晋升的激励根源和依据(许年行和罗炜,2011)。所以,在晋升激励下企业高管具有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动机。
从环境不确定性引起企业风险增加,企业绩效下降会导致高管变更角度来看,企业高管也会产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动机。Conyon和Florou (2002)等针对国外上市公司业绩对高管变更影响的研究均发现,非正常高管变更前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大幅下降,但是正常变更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出现明显下降。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指出,经营业绩低下的公司更容易更换高管人员。宋德舜和宋逢明(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营者变更的激励模式与国际公众公司相近,即经营绩效的恶化也会导致经营者被免职。刘星、代彬和郝颖(2012)认为,虽然我国国有企业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所有者缺位及预算软约束等问题,但经营状况较差、亏损的国有企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来为地方经济发展、就业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治理提供支持,相反,其经济损失最终需要各级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予以承担,再加之我国国企的整体治理水平也在不断的探索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因此,当公司经营业绩欠佳尤其是出现亏损时,即使是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也有很强的动机撤换掉业绩低劣的高管。
综上所述,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公司绩效下降风险以及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导致企业高管内部升迁、政治晋升机会下降,更有可能导致其直接被更换。但是,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部分,可以通过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一系列有效制度安排,在治理环境、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业务流程、信息沟通等方面,在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实现相互制衡,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力,提升运营效率和效果,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高管更有可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抑制环境不确定性下盲目追求利益的行为,关注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的管理质量与经营业绩。据此提出假设2:
H2:限定其他条件,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
(三)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与审计收费
从历史演进看,内部控制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强烈的外部审计诱因,这可以从外部审计面向数据、面向制度的审计模式变迁中得到检验;从我国审计准则体系的风险导向模式特征看,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过程已经全面融入了对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测试工作,并最终服务于审计风险控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也全面引入风险管控理念,用风险管控的广阔视野和内在要求构建内部控制体系,体现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精髓,外部审计模式的转换与内部控制变迁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广泛的一致性可见一斑(孙新宪和田立军,2011)。但是,源于审计又服务于审计的高质量内部控制,是否可以有效地抑制环境不确定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呢?这是本文接下来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内部控制降低审计风险看。(1)已有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减少经理人随机错报的可能性以及经理人机会主义会计选择的可能性(魏明海、陈胜蓝和黎文靖,2007;Ashbaugh-Skaife等,2008),因此,相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而言,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的财务信息可靠性更高,错报风险和舞弊风险更低。周继军和张旺峰(2011)研究指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于管理者的舞弊行为具有事前防范、事中纠正和事后惩戒三个方面的抑制作用。(2)与具有低质量内部控制的企业相比,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经营风险:从内部控制的内部环境来说,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合理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与制衡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促使内部各种契约的有效执行;从内部控制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来说,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帮助企业及时识别、系统分析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并据此确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从内部控制的信息与沟通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沟通的效率,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契约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现内部控制与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对接;从内部控制的内部监督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更有效的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时发现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并加以改进。总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
从内部控制降低审计成本看。(1)Raghunandan和Rama(2006)研究认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低、风险较高时,审计师必须付出额外的审计投入,如改变审计程度、花费时间与客户管理层深入讨论、花费精力决定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与等级(严重程度),这些因素导致其审计收费会有所增加。Hogan和Wilkins(2008)认为,导致审计师对具有较高内部控制风险的企业收取风险溢价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内部控制风险较高时,审计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二是,内部控制风险越高,往往意味着企业整体风险水平和失败的概率较高,审计业务面临的后续诉讼风险也较高。国内相关研究也指出:一方面,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财务报告重大错报、漏报风险就越低,已有的审计证据越可靠,其可依赖和可利用的程度也越高,审计师利用较少的审计时间就可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另一方面,内部控制可以提高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系统中生成的财务数据更为可靠,所需进行的审计程序更为简洁,审计风险也更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内(李越冬、张冬和刘伟伟,2014)。(2)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通过推动企业守法经营,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控制缺陷,避免利润操纵行为以及舞弊行为,为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允性提供保障。对于中介机构的事务所来说,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系统下,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更有效率,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取必要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以及成本投入,提高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具有顺畅的沟通、信息传递机制,保证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客户、供应商、中介机构以及监管机构)之间及时准确有效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据此提出假设3:
H3:限定其他条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降低审计收费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按照如下顺序做剔除:(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实际控制人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销售收入数据少于五年的公司和各年销售收入小于0的公司。最终得到8 287个观测值。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为了剔除连续数据的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对回归模型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数据前期处理工具为EXCEL 2010,计量软件为STATA 11。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设定研究模型(1):
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审计收费(Lnaf),根据已有研究,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境内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计量审计收费。解释变量为环境不确定性(EU),本文借鉴Ghosh和Olsen(2009)和申慧慧(2010)的做法,采用经行业调整的企业过去5年销售收入的变异系数来衡量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EU。根据假设1,预期环境不确定性EU的系数的符号显著为正。
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设定研究模型(2):
模型(2)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内部控制质量(IC),根据已有的研究,以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代理变量。根据假设2,预期环境不确定性EU的系数的符号显著为正。
为了检验假设3,我们采用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的回归方程采用上述模型(2),第二阶段的回归方程采用下面的研究模型(3):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环境不确定性(EU)与内部控制质量(IC)的交互项,根据假设3,预期交互项的系数的符号显著为负。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业务复杂程度(包括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数目Subs,公司规模Size,存货比例Inva,应收账款比例Reca)、财务状况(包括盈利能力Profit,资产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是否亏损Loss,流动比率Liq)、公司治理(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控股股东持股比例Shr1,股权制衡度Shr2_10)、地区差异(人均GDP Lngdp,诉讼风险Lawindex)、审计情况(审计意见Opinion,事务所声誉Big4,事务所更换Switch,审计任期Tenure)以及产权情况(包括产权性质Soe,并购重组MA,是否发行境外股份Foreign)、上市时间Age、市场化进程Mrkindex等变量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检验模型均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各变量的具体释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审计收费均值为13.3062,最小值为9.2103,而最大值达到了17.5168,与朱松和陈关亭(2012)以及李明辉、张娟和刘笑霞(2012)等的结果相近,这说明不同公司所支付的审计费用存在较大的差异。环境不确定性EU的均值为1.1243,与申慧慧(2010)得出的环境不确定性均值1.1622相近,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比较明显,表明不同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存在较大差异。内部控制质量的均值为6.8362,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9.9321,这表明我国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仍存在不足,且不同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主要变量的单变量检验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单变量检验结果。从企业的审计收费看,无论是均值T检验,还是中位数Wilcoxon检验,均显示与环境不确定性低相比,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付出的审计费用显著更高。从内部控制质量看,两组均值分别为6.7508、6.9912,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两组中位数分别为6.8737、6.9847,也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也会越高,初步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三)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限于篇幅,文中未报告相关性检验的具体数据。,我们发现主要解释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不超过0.75,这表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小,可以将它们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检验。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企业的审计收费会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提高。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质量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初步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会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而提高。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对于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来说,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因此索取的审计费用越高。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应该谨慎看待这些初步的结果,因为两两相关系数的检验并没有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文将在控制企业特征、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以后,对上述关系进行更加严格的检验。
(四)回归分析
1.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
表4报告了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为了控制自选择问题,我们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由于估计出的Lambda为0.6026,z值为1.51,并不显著,这表明样本并不存在自选择问题,因此第(2)至(4)列我们使用了OLS回归。在第(2)列中,除了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外,未控制其他变量,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第(3)列显示出在考虑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和行业的影响后,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仍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进一步地,我们按全样本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将环境不确定性虚拟化——如果公司的EU取值高于总样本的中位数,则Eudum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见第(4)列。从第(4)列可以发现,Eudum与审计收费仍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因此假设1得证。
2.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
表5报告了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没有控制企业产权性质、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成长性等变量,将环境不确定性单独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OLS回归,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第(2)列中,增加了所有控制变量之后,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质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我们将内部控制质量按照全样本的中位数高低进行划分:高于全样本中位数的取值为1,低于全样本中位数的取值为0,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质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列于第(3)~(4)列。第(3)列显示在未控制其他变量时,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第(4)列显示在控制了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其他因素后,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证。
3.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与审计收费
表6报告了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与审计收费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我们仅控制了上市公司层面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业务复杂程度、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治理),将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审计收费进行回归,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交互项与审计收费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地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降低审计收费;第(2)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影响审计收费的地区差异因素(人均GDP以及诉讼风险),结果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交互项与审计收费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最后,在第(3)列中增加了所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交互项与审计收费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因此假设3得证。
(五)进一步研究:基于政府干预的分析
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经济发展时期,政
府干预与市场主体作用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政府干预与市场功能的作用形成不同的景观: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能力和范围受到较大的限制,市场作用明显;但是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政府不仅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还会干预企业经济活动(刘成立,2011;谭劲松、简宇寅和陈颖,2012)。即便在我国事务所脱钩改制后,许多地方事务所仍然能够依靠当地政府的关系发展新客户和保留现有客户,这种关系使地方政府仍然能够对辖区内的事务所施加政治影响,从现实中存在的上市公司属地化审计(包括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投融资活动)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已有研究指出,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会促使审计师出具更多的非标审计意见以降低可能的损失赔偿,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存在政府的支持,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对较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非标意见出具的概率显然存在不对称性,这可以从历年来出具的审计意见分布情况得到检验,这背后的政府干预影子也就不难理 解了。
2003年1月9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要求审计师就审计意见的公允性对财务报告的使用者负有保证义务,如审计师违反这种保证义务且给报告使用者带来损失时,审计师要对报告使用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在政府干预的作用下,审计师这种潜在的赔偿责任风险,必定会通过提高审计收费得到补偿承诺。唐跃军(2007)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向现有审计师还是下任审计师购买审计意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购买审计意见最终都体现在审计收费上,因此在政府干预下,事务所可能会通过收取审计溢价的方式来补偿降低出具非标意见概率带来的风险。伍利娜、郑晓博和岳衡(2010)的研究指出,在我国这样的新兴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愿意为审计的保险功能支付溢价,同时审计师会要求上市公司为审计的保险功能支付保险费。由于地区市场化进程、法制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区在政府干预程度、方式、频率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11),因此我们预期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并不能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控制能够显著地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
从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为0.3730,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测试,因此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并不能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与之相反的是,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控制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为-0.3175,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测试,因此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控制能够显著地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我们还进一步做了以下测试:第一,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不确定性按一级代码进行行业调整,运行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第二,鉴于审计收费取值范围为[9.2103,17.5168],内部控制指数取值范围为[0,9.9321](原来的取值范围是Winsorize之后的,现在将取值范围改成了没有Winsorize的,与描述性统计表格数值一致),均为截尾数据,因此采用Tobit回归对本文的检验模型进行回归,运行结果未见实质性变化;第三,将回归模型按公司和年度分别进行了Cluster处理,结果未见实质性变化;第四,借鉴冯延超和梁莱歆(2010)以及刘笑霞(2013)等人的做法,以上期审计意见控制审计意见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发现研究结论保持不变;第五,借鉴朱松和陈关亭(2012)、邢立全和陈汉文(2013)等人的做法,以地区哑变量(即当上市公司注册地为京、沪、津、渝、苏、浙或者粤时,诉讼风险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控制法律诉讼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发现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以沪深A股2008~2013年的数据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审计收费、内部控制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审计收费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审计师承担的风险显著增加,因而收取了审计溢价;在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会有所更新以适应环境的变化;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有所缓解,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显著地降低了审计收费。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外部环境因素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共生互动性框架,进一步验证了学者以及监管机构所强调的内部控制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经营环境,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必要性在于防范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经营风险,重要性在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为企业节约资源。
本文的局限性:第一,以销售收入的波动来计量环境不确定性可能无法捕获所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因此如何更加准确地计量环境不确定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考量。第二,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将面临不同的风险和机遇。进一步,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行业生命周期、需求生命周期等)面临的竞争压力是不同的,面临的资金压力(包括资金数量、融资渠道)也必然存在差异,本文没有进一步对样本企业的生命周期做出区分。第三,本文只是给出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对审计收费的联合影响,没有进一步考虑宏观因素的调整和变动对审计收费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限于能力和数据,这些问题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责任编辑 张雨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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