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学习中厚植为民理财情怀

福建省财政厅  高炳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范围较小，又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并实行着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而国民党占据着广大的区域，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反而最终财政破产？中国共产党的财政经济政策为什么“行”？

1927年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辩证论述到：“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 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再说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指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是根本的不同……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国民党则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工农劳苦群众的身上。”1941年林伯渠同志在《抗战中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中深刻阐释到：“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顽固派在财政经济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我们是为着支持长期抗战并照顾各抗日阶层人民利益，而不是只利于大资产阶级。”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审查通过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亦明确要求：“财政工作不能仅从几百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计出发，而必须从一万万九千万人民的生计出发，民富即国富，这是我们与国民党不同之点。”

共产党领导下的财政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但财政工作的出发点没有变，那就是始终为了人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财政亦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和挑战，要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必须要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把为民理财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要始终牢记党的宗旨、践行初心使命，持续做大“蛋糕”，努力分好“蛋糕”；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唯有此，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自觉地认同、坚定地支持党领导下的财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极其困难。我们党就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的财政经济政策，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

1937年毛泽东主席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就深刻分析到：“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1938年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则进一步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1941年林伯渠同志在《抗战中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中同样指出：“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又表现在我们依靠民众来发展经济，大资产阶级却与民争利，垄断一切。我们认为要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热忱。”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所在。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复杂严峻，要促进财政事业行稳致远，必须紧紧依靠人民。要实施好更大规模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涵养税源、扩大税基，实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的良性循环，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要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来接力稳增长；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能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即使在抗日战争的极困难时期，我们党主张的财政经济政策仍然是以加强国防、解决给养、改善民生为原则，并确立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

1939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的财政政策在于一方面增加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还不致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1942年刘少奇同志在《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中指出：“如果人民负担的能力，不够养活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应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情愿少要些人员马匹……同时要培养民力，注意组织与改善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主席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更是辩证地分析到：“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进入新时代，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注重传承造福人民的好传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财政资金予以保障。要突出保基本兜底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切实增强民生政策的可持续性。

历史证明，植根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应对各种困难挑战、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重要保证。

1939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提出：“要注意认真的严格的建立财政经济的制度，发扬艰苦作风励行节省，以便坚持抗战。” 1941年李富春同志在《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要从经济上保障军事的需要与军事的胜利……要在战争中建立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必须实行民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发扬各抗日阶层全体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才能完成。”毛泽东主席1942年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更深切回忆道：“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九万担，1941年的二十万担，1942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 194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则明确指出：“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新形势下，做好财政工作要传承艰苦奋斗的作风，把牢预算管理、资产配置、政府采购等关口，当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要坚持过紧日子不动摇，注重节用裕民，以政府的紧日子换取人民群众的好日子。要着力在“效”上看高低见担当，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效能、提增发展效益，抓早抓紧抓实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