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财政文化 > 正文
分享到:
【打印】

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

刘晏理财思想与财政改革措施

2021/01/05

刘晏(约公元716—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理财家,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时期,其财政思想和改革措施,上承管仲、桑弘羊,下启王安石,对后代影响颇为深远,被苏轼誉为懂得国家大计的“有远见的理财家”。

唐玄宗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有名无实,加之宫廷骄奢和官吏侵吞,国家财政日趋拮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纳税人口仅有230多万人,比战乱前减少了520余万,直接造成税源枯竭、财政几乎濒临崩溃。唐政府也曾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解决危机,如多铸货币、加提盐价、开征酒税、间架税、除陌钱、茶税等,但结果却是物贵钱贱、谷价腾踊,税目林立、新旧仍积,民不堪命。刘晏就是在这种“中外艰食”的情况下受命于危,执掌财政工作的。史誉其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财政措施,着力于养民为先、发展经济,不仅扭转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增强了国力,还使人民生活得以安定和改善。刘晏的改革主要是从漕运改革、清理盐政、调剂救灾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的。


漕运改革


唐都长安所在关中之地粮食出产有限,因此每年都要靠外调大量粮食来供应需要。然而安史之乱后,陆运阻碍,水运也不通,京师粮米竟至千钱,军食民食均严重不足,税赋渐重而民不堪命,刘晏受命清理,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方面,改陆路运输为水运,创立分段运输的方法。发动民工开挖淤堵、疏通河道,又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流缓急、涨落形势不同,创建了分段接运的方法,令长江船只到扬州、汴水船只到河阴、黄河船只到渭口、渭水船只到大仓,各段河岸都设有仓库,一段运输完毕粮食随即储藏,等水深适宜时再行运输。出于“永久之虑”的考量,他还在扬子县设立十所造船坊,以高价打造结实坚固的河船两千艘,自此后,“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缓解了关中粮食紧缺的严重危机,而且使得物畅其流、百货杂集、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发展。

另一方面,改民运为官运,招雇民工运粮。刘晏改革之前,各州县多是以富户督办漕运,称“船头”,然后向百姓派役,而做船工待遇极低,基本是无偿劳动,还要受富户欺压,所以百姓怨声载道。刘晏一改前规,招募民工运粮,给付其工钱以代替强制性的徭役,工作效率高者还给予优厚报酬,因此,“不发丁男,不劳郡县”就能顺利地完成转运任务。在官营的造船厂中也是如此,他全部采取有偿的雇佣劳动制,极大激发了雇佣劳动力的积极性。


清理盐政


刘晏主盐政之前,国家对食盐的管理方式是实施官收官销,即统购盐户所煮,再将每斗盐价提高百文发售从中取利,但是由于盐务机构庞大,又管理不善,所以费高利少且于民不便。刘晏在盐政的改革上,按照“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的思想,对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课以适度的税收。他的做法是,精简盐务机构,取消不产盐州县的盐官,仅在产盐的地方设置榷盐机构,由盐官负责收购亭户所产,就场专卖给商人,商人缴纳了包含生产税、流通税的盐价后,即可不受地域限制自行运销全国各地,即所谓“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模式。如此,节省了盐务的开支,还能够降低和稳定盐价,“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同时,为了保障合法纳税的商人顺利经营,他一方面严禁私盐运销买卖,另一方面还奏请取消各地盐税关卡,使盐商能够自由贸易。此外,他还在偏远地方设常平盐,运官盐去贮藏,若遇商绝盐贵,便即减价出售,以保证商品供应调剂盈虚,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通过这样的整顿和清理,免除了人民淡食之苦,去除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且使国家盐务成本大为缩减,盐税日增,国库充裕。刘晏初主盐政时,全国每年盐税仅有40万缗,十余年后增至600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由是财源充足而人无厌苦,民不加赋而国足用的思想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和实践。


调剂救灾


刘晏讲求“理财以爱民为先”,主张采取“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的宏观调控方法;同时,他认为:“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济”,即“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则救之。”

关于前者,他使用的方式是,丰收年景商人通常会压价使粮价低廉,就以稍高于市场价格购买米粮备存,要求各州常备粮300万斛,且收购时要做到避贵就贱,取近舍远;荒歉时候商人会囤积居奇使粮价猛涨,官府则贱价卖出,以此稳定物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情况发生,或者将谷物换取灾区土产杂货转卖价高之地,如此,“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嬴资”,国用不乏还能调剂盈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刘晏并不排斥商人,他常将常平仓的粮食批发给商人,鼓励他们下乡购货集粮,使粮食以较低价格散入穷乡僻壤,解决了远道农民进城购粮的不便。关于后者,对受灾州县,除了及时应民之急、蠲免赈济之外,他非常提倡灾民生产自救,鼓励农民积极恢复生产,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经济收入以多谋生路,减轻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危害。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全国户数很快由200万增至300多万户,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另外,为了保证这些财政政策的落实,刘晏很重视信息情报工作,在各地设立巡院、置“知院官”,令其按旬或按月上报当地主要商品市价以及雨雪气象、粮食丰歉情况,以及时掌握生产状况、市场动态和各地灾情,调节供求关系。

刘晏的理财是成功的,他使得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蕃息,国家财政收入充裕、税源丰厚,唐政府收入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的年400万缗增加到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1000多万缗。在国家财政危机、民不聊生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刘晏理财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他认为理财的重点不在苛征暴敛而在于涵养财源,也就是要鼓励民众积极发展生产和参与商业流通,才能使劳动力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既避免了激化阶级矛盾,又能够增加政府收入,国富而民不劳、上足而下不困,才能支持着唐王朝在艰难中得以延续。

责任编辑  张敏

京ICP备1904795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