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文献看“节用裕民”的财税内涵

中国财税博物馆 刘佳佳

“节用裕民”一语出自《荀子》，在今天通常被理解为节约用度,使人民过富裕的生活。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照古代文献仔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中更为具体的财税历史内涵。

《荀子·富国》提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裕民则民富。……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在荀子的表述中，节用、裕民是这一思想的两个方面，分别对应的是节用以礼和裕民以政，唐代杨倞为其作注：“以礼，谓用不过度。以政，谓取之有道也”，用不过度、取之有道，一“取”一“用”，适相依存。如若反其道而行，则是“不知节用裕民”，即《富国》篇所谓“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纠譑”即“贪利而收取之也”，也是从“取”的角度进行解释。

“裕民则民富”，但严格地讲，裕民或者讲裕民以政，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使民富裕，而是有其具体内容，即《富国》篇后文所谓：“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很明显，所谓以政裕民，其所列举的都指向赋税、力役的征敛，是强调在征敛当中优饶其民。裕民的对立面是“夺民”，据史籍记载，扬雄从汉成帝行猎，其时天子苑囿宫观奢侈，扬雄作《羽猎赋》进行讽谏，赋文中指出，“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唐代李善在为 “裕民与夺民也”一句作注时，解释齐宣王之所以不能和周文王等比苑囿大小，所引的正是《荀子》的这句话。

事实上，不仅荀子从税敛的角度来理解裕民，先秦诸子的思想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孟子·尽心上》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这一认识一直传承到后世。《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高宗对侍臣说：“朕思养人（即养民）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中书令来济回答：“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养，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馀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来济最后将主旨归结到“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并乘机提出免除过度役丁的请求。“养民之道，在省征役”，无疑是裕民思想的延续，即是从限制赋敛的角度养民。

豳公盨铭文拓片

裕民不单单是节用所致，更在于从赋税的角度立论，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古人十分强调赋役征取的准则。西周中期的豳公盨铭文记载，在禹堕山浚川治平水土之后紧接着的就是“任地艺征”。“艺征”即“取之有道”，强调征敛有准则，用财之要在聚民，而非横征暴敛。《周易·节卦·彖传》提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唐代孔颖达的解释是：“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正合于《论语·学而》中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为政思想，也体现出节用与裕民之间的内在关联。

为何要从赋敛上认识裕民，这实际上源自于古人对财货源流的认识，《荀子·富国》中还提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只有民生从根本上获得发展，“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与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下不忧不足”，才有国与民“上下俱富”，也才是所谓“知国计之极也”“知本末源流之谓也”。否则，“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其结果是“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春秋时期鲁哀公之世，执掌鲁国政权的季氏要通过田赋制度增加赋税，让其臣下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当面缄默不语，只是在私下以老师的身份告诉冉求“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结果冉求仍旧听命于季氏，实行田赋制度。所以孔子认为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礼记》中的“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正是这一态度的最好注解。

民之富与府库之财，孰为源、孰为流，齐桓公“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的感叹，已经做了最好的回答。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