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财政改革四十年的逻辑本质》简介
四十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上是公共风险逻辑。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国家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
要理解财政,最重要的是跳出部门思维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共同体的细胞,都跟财政关联在一起。从这个意义讲,财政是公共的,是普惠的,是不偏不倚的。如果财政出现问题,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得病了,就会面临巨大风险,就需要治病。财政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社会这个有机体治病。
四十年来,是什么在推动我国的财政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推动我国财政改革的是公共风险。一个国家只有遇到公共风险,才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推进的,变化脉络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
“家贫国穷”的风险逼出让利放权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当时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建设,率先打...
《财政改革四十年的逻辑本质》简介
四十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上是公共风险逻辑。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国家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
要理解财政,最重要的是跳出部门思维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共同体的细胞,都跟财政关联在一起。从这个意义讲,财政是公共的,是普惠的,是不偏不倚的。如果财政出现问题,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得病了,就会面临巨大风险,就需要治病。财政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社会这个有机体治病。
四十年来,是什么在推动我国的财政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推动我国财政改革的是公共风险。一个国家只有遇到公共风险,才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推进的,变化脉络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
“家贫国穷”的风险逼出让利放权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当时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建设,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财政放权、分权改革构建“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财政分权改革为经济的市场化奠基铺路,赋予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重塑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
“机会不均”的公共风险推动权利和权力的治理
21世纪初,新公共风险凸显,各类主体机会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公共财政”转向“现代财政”。财政改革从“放权”、“分权”走向“治权”,对权利(力)的界定,处理好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促进权利平等,同时约束公共权力,这就是治理的基本内容。
首先,突破“所有制财政”。财政要统一税制,劳动者不论在什么样的所有制企业里就业,财政上都应当是同等待遇。其次,融合“城市财政”和“农村财政”。城乡分治导致二元财政结构,到21世纪初,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二元财政结构开始走向城乡一体化。第三,从“经济财政”扩展到“民生财政”。促进不同群体权利的平等,朝“治权”前进。第四,走向“法治财政”。公共权力如何行使日益成为一个风险问题,要有效约束公权,必须打造好财政制度这个笼子,建立法治财政,这就是治理公权。
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
首先,风险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公共风险在加速形成,我们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更大。其次,全球公共风险要求我国财政发挥大国财政职能。财政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推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凸显,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
(全文发表于《中国财政》2018年第21期,
作者: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