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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世纪,我国财政部只与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的财政部建立了固定对话机制。2005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进一步加深,加强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成为我国对外财经工作的重点。
经过多年发展,双边对外财经工作已经形成涵盖我国与主要大国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工作格局。到2012年底,分别与美国、英国、欧盟、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9个国家或集团建立了10个固定双边对话或互访机制,其中:副总理级对话机制2个,部长级对话或互访机制4个,副部级对话机制4个。另外,财政部还分别与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的财政部签署了双边财金合作备忘录,开展不定期访问、顺访和财金信息交流。到2012年底,我国与美国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举行了5次对话、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举行了4轮对话,与英国在中英财金对话机制下举行了5次对话、在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下举行了4轮对话,与欧盟开展了7次中欧财金对话,与日本举行了4次中日财长对话,与俄罗斯举行了4次中俄财长对话,与巴西举行了3次中巴财金分委会会议,与印度举行了5次中印财金对话。双边对外财经工作已经成为对外财经工作的...
上世纪,我国财政部只与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的财政部建立了固定对话机制。2005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进一步加深,加强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成为我国对外财经工作的重点。
经过多年发展,双边对外财经工作已经形成涵盖我国与主要大国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工作格局。到2012年底,分别与美国、英国、欧盟、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9个国家或集团建立了10个固定双边对话或互访机制,其中:副总理级对话机制2个,部长级对话或互访机制4个,副部级对话机制4个。另外,财政部还分别与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的财政部签署了双边财金合作备忘录,开展不定期访问、顺访和财金信息交流。到2012年底,我国与美国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举行了5次对话、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举行了4轮对话,与英国在中英财金对话机制下举行了5次对话、在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下举行了4轮对话,与欧盟开展了7次中欧财金对话,与日本举行了4次中日财长对话,与俄罗斯举行了4次中俄财长对话,与巴西举行了3次中巴财金分委会会议,与印度举行了5次中印财金对话。双边对外财经工作已经成为对外财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边财经对话的内容已从早期财政金融政策扩展到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措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部门改革与金融监管、贸易、投资以及双边经济关系中重大政策关切等领域。参与双边财经对话的部门不断增加,其中参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中央各有关部门多达21个。随着中美地方层级经济合作业务的开展,上海、重庆、山东、江苏、浙江、陕西等地方省市也参与到双边对外财经工作中。
一、双边对外财经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服务总体外交大局。
1.稳定、发展大国关系。一是稳定、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是稳定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006年以来,我国强化中美战略互信,夯实中美经济合作基础,妥善处理矛盾与分歧,发挥中美经济关系对于中美整体关系的基础与纽带作用,使得中美对话合作、互惠双赢的理念深入民心。6年来,尽管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几经调整,但中美关系基本保持稳定。二是促进中欧经济关系发展。多年来,我国与欧方加强在宏观经济政策和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促进中欧经济金融各领域务实合作,丰富中欧经济关系的全球性战略内涵,巩固和推动中欧经济关系发展。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我国及时了解欧方对形势的评估与政策应对框架,积极支持欧方应对危机的努力,扩大了中欧双边经济关系的积极面,使得欧方成为我国构筑有利国际格局的重要借重力量。三是推进中日经济合作进程。我国与日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经验交流,就推进东亚财金合作进程加强沟通协调,促进中日经济财政合作,扩大中日经济关系的积极面,为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
2.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关系。近年来,我国不断拓展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与俄罗斯、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成员的政策协调,统一立场,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切实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同时,拓宽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边经济合作基础,推进与这些国家在贸易、投资、财政、金融等广泛领域的经济合作,为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3.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过双边财经对话渠道,一方面,加强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协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发展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基础上建立G20领导人峰会,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主渠道。我国充分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各种双边对话平台和机制,加强与主要大国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推动峰会历次会议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达成各项共识,特别是在推动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等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牵头协调高层访美经济议程。中美经济对话成为2011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经济议程的磋商主渠道。2011年1月19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胡锦涛与奥巴马就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其中经济成果占联合声明的三分之一。2012年2月13日,中美双方就《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达成一致,成为习近平访美经济议程的重要成果。
(二)服务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大局。
1.宣扬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推动互利经济合作。通过双边对外财经对话机制,我国向各主要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及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等有关情况,达到了减少误解、有效宣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多方普遍认同。同时,我国积极推进与主要经济体的互利经济合作。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加强能源和环境领域合作,推动中美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
2.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与美、英、日、欧、法、德等主要国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协调,向外界传递了危机时刻加强合作、共克时艰的积极信号。
3.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提升对外开放。为了使双边对外财经工作扎根基层,我国积极推动中美地方经济合作。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就推动中美两国省-州、城市-城市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11年4月、2012年6月,首届和第二届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成功举行,为深化中美地方经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2012年第二届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中,85家中美企业签署了约34亿美元的42项合作协议,4家中国企业公布了7000万美元的在美投资项目。国内外知名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深入报导,特别是美国福布斯杂志以“中国正走入美国城镇”为题的特别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三)服务财政中心工作。通过中日财长对话、中俄财长对话、中印财金对话等机制,我国与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就财政管理与财税体制改革展开交流,借鉴其有益做法,进一步推进国内财税体制改革进程。
(四)建立高效工作机制和国际化专业队伍。一是建立起高级别、跨部门、高效率的经济协调机制。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英经济财金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协调各部门开展对美、对英财经工作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二是培养了一支国际化、专业化的队伍。通过开展双边对外财经工作,不断提高全体干部的学习力、执行力与参谋力,增强全体干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双边对外财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双边对外财经工作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
(一)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双边对外财经工作重要性凸显。中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内外需比例不协调、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目前面临问题的关键。坚持开放型发展,通过更加积极的对外双边财经工作,深化互利合作,对于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凸显。
(二)世界经济格局处于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双边对外财经工作面临重大机遇。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主要经济体复苏缓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调整和变革。这为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通过双边对外财经工作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三)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双边对外财经工作面临的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能源资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经贸摩擦增多、经济纠纷加大,双边对外财经工作面临的压力加大。
(四)中国经济对外融合度不断上升,双边对外财经工作面临新的要求。地方、企业、民众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微观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对外融合度日益上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增强,地方经济发展、企业涉外经营活动和普通民众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日益加深,地方经济安全风险、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成为对外财经工作的新问题。更好地体现企业及民众诉求,夯实双边对外财经工作的民众基础,成为新时期双边对外财经工作面临的新要求。
三、双边对外财经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服务整体外交,创造良好外部环境。通过双边财经对话平台,加强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沟通与协调,改善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与印度、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巩固睦邻友好,共同分享发展经验,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惠及周边国家;加强与金砖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团结合作,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二)服务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维护我国发展权益。通过双边财经对话平台,与主要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与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防止全球经济出现大的震荡和干扰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推进与有关国家的互利经济合作,夯实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推进解决企业对外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创造更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三)服务财政中心工作,推动财政改革与发展。通过双边财经对话平台,深入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财经制度与财税管理经验,为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积极支持部内各司局参与、拓展涉外业务,积累对外谈判经验,推动财政工作服务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一步支持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实现双边会计准则等效和国际趋同,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和税收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财政改革与发展。
(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供稿,徐路玲、石韵珞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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