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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强调:“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目标和出发点又在于提高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效益包括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差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诸多困难的症结所在。因此,下大功夫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已成为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而且是全社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一般意义上说,各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都有其相应地位和作用,然而,国营大中型企业因其本质属性、现有经济实力、产业特征、技术力量、贡献水平等,确立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是其它企业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取代的。
(一)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相对其他企业而言,国营大中型企业规模较大,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生产集中程度相应较高,肩负着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工...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强调:“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目标和出发点又在于提高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效益包括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差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诸多困难的症结所在。因此,下大功夫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已成为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而且是全社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一般意义上说,各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都有其相应地位和作用,然而,国营大中型企业因其本质属性、现有经济实力、产业特征、技术力量、贡献水平等,确立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是其它企业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取代的。
(一)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相对其他企业而言,国营大中型企业规模较大,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生产集中程度相应较高,肩负着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工业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其生产经营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因为我国的原油、火车、飞机大都是由国营大中型企业生产的;电子、成品油、发电设备、钢等产品的产量,大中型企业占90%左右;汽车、生铁、主要有色金属等的产量,大中型企业占80%以上。目前,我国拥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约1.2万家,虽然仅占全部国营企业的2%,但它拥有占全国总额65%的固定资产,实现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2.8%。就武汉市的情况看,208户国营大中型企业虽然仅占全市预算内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5.6%,但其固定资产原值却占79.6%。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基础原材料工业和重要装备制造工业,其产品大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品。例如武重是我国最大的工作母机制造厂,有四种产品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被机电部誉为“共和国当家设备”。从国民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主体,其效益的好与差,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中,各种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都离不开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介入。
(二)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推进技术进步的骨干力量。国民经济急需的能源、主要原材料、大型重型的关键技术装备和工作母机,以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大部分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生产的;增加有效供给,调整产品结构,用现代化劳动手段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依靠大中型企业。在全国十几个主要重工业部门内部,大中型企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约50%,其中电力达88%,钢铁达79%,交运设备达62%,煤炭、炼焦达60%,化工达54%,机械达52%;在大宗主要工业消费品中,自行车占66%,钟表占77%,纺织品占42%,糖占91%。国营大中型企业还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小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大中型企业这个为之提供能源、原材料、技术装备的助推器,而且大中型企业本身所占有的有利条件,决定了它便于采用大型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降低单位生产能力的投资费用,为社会提供“高、大、精、尖”产品;便于建立统一的科研、设计、试验、测试机构,加快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试制和生产;便于采用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化等先进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推广运用各种现代化管理手段和方法。由此可见,国营大中型企业理当成为推进技术进步的排头兵。
(三)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国营大中型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总量是社会总产品的主体部分,由此产生的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亦是国民收入分配总量中的主体部分;另一方面,从我国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特点来看,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更明显地表现出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统筹兼顾,而且是国家得大头,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稳定增长。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大中型企业实现利税占全国的65%;其中年利税额一亿元以上的170多家企业,产值占全国的1/3,利税总额却占全国的1/2。作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武汉市,一九九〇年国营大中型企业实现利税所占比例高达85.4%,利税总额最高的100户工业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占81家,仅武钢一家就实现利税182406万元,占全市工业利税总额的51.7%。
(四)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实现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国营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基础最好、实力最雄厚、竞争能力最强的部分,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的标志主要表现为“两个主体”: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且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因此,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途径,又在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不断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在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国营大中型企业搞活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既可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又可展示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总之,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既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又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劳动产品超出劳动维持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这种剩余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政治、社会、智力继续发展的基础。”而我国现阶段的这种“剩余”有相当一部分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提供的。如果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就无从体现,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少了重要来源,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就没有保障,人民生活也就不能得到很好改善,群众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信任程度就会下降,经济问题便有可能演变为政治问题。况且,国营大中型企业本身还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并承担了许多政府一时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还可以通过兼并、联合、扩散等形式,扶持和带动一批中小型企业发展,从而对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二、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差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近些年国营大中型企业不活,经济效益下降,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从微观上看,主要表现为“一个增加、两个上升、三个下降”。一个增加:即亏损增加。一九八九年,全国每100户国营预算内工业企业中有16户发生亏损,亏损额达136.6亿元,比一九八四年增长了5倍;到一九九〇年,国营大中型企业中有近半数发生亏损,不少企业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两个上升:即可比产品成本上升和资金占用上升。一九八五年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一九七九年上升8.4%,一九八九年上升幅度猛增至22.4%。资金占用上升的数额更为惊人。据一九八九年统计,百元销售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为31.9元,比一九八五年的28元高出3.9元,相应多占用流动资金300多亿元。从武汉市的情况看,一九九〇年底,专项贷款余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39户,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三项资金占用39.86亿元,占流动资金借款年末数的88.26%。三个下降:即物化劳动效益下降、活劳动生产效益下降、入库的财政收入下降。物化劳动效益下降体现为,全国的物质净产值率(100元物质的产出)由一九八四年的49.25元,下降到一九八八年的42.45元,一年约减少净产值580多亿元。武汉市的能耗增长速度也快于产值增长速度,仅今年一季度,全市69户重点企业消耗能源和实现工业总产值,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8.6%和1.6%,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去年同期上升6.7%。活劳动生产效益下降体现为,企业效益持续下滑,职工工资始终保持刚性增长,每百元工资创造的利润呈逐年下降之势。与此同时,企业上缴国家财政收入也逐年大幅度下降一九八九年全国的国营企业收入缴库数与一九八六年相比,利润入库数减少146.64亿元,入库利润占实现利润比重下降18.7个百分点。
从宏观上看,主要表现为结构效益与规模效益不高。建国以来,国家虽然进行过几次大的结构调整,但在投资热、消费热、产值战略热等的冲击下,国民经济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农业的发展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基础工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利益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各地区在其自身利益机制的驱使下,竞相追逐高附加值的一般加工产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区间的产业趋同与经济、技术封锁。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宏观经济效益的改善,也直接制约着社会有效供给的增加和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据测算,由于能源、原材料生产滞后,我国有近40%的工业生产能力放空,由此一年少创产值4000亿元,利税500亿元。与此同时,当前我国企业中还存在规模偏小,没有达到适度经营规模,难以发挥区域经济的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的综合效益。以汽车生产为例,目前我国汽车生产厂有125家,平均每厂年产量为5000辆,其中近100家的年产量还不足1000辆。据有关专家测算,汽车生产要获得最好效益的规模应为年产30万辆,但我国目前的汽车生产厂家还满足不了这个条件,因此很难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武汉市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武汉地区不到50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印染企业13家,大大超过了市场和资源的承受能力。这种在低水平上的重复建设,不仅不会产生好的经济效益,而且浪费了大量的投资与有限的资源。
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差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既有宏观决策的失误,也有微观机制的失调,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认识不够统一。经过十年的体制改革,企业虽然开始强调经济核算和经济效益,但长期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经营意识和工作习惯等,仍不时地发挥着作用,以致在指导思想上仍未完全跳出改革前那种只注重外延扩大再生产而忽视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框框,没有普遍树立起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而且国营大中型企业又往往是上级压产值的主要对象,有的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产值指标及其增长速度,纷纷拼人力、拼设备,实行粗放经营,即使牺牲经济效益也还要干下去。再者,企业亏损和职工生活费用高于市场价格的部分仍由国家财政补贴,职工没活干,国家仍支付工资,这固然是出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考虑,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助长了企业职工的依赖心理,缺乏进取精神和危机感,这也是企业管理松懈、素质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根源。
(二)体制不够完善。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国家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这对发展生产、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种改革尚未从根本上触动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根基,没有真正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权界线依然模糊不清,企业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改革在向纵深方向发展时显得困难重重。其中,最关键的是未建立起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自我约束机制,这是当前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不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由于承包制还不够完善及其他各种原因,导致承包基数不尽合理,加上企业还未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包盈不包亏,没有风险约束;当然也就缺乏加强管理、挖掘内部潜力的动力和紧迫感。在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上,“分灶吃饭”和大包干的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职能的发挥,降低了“两个比重”,分散了国家资金,使国营大中型企业得到的投入减少。
(三)机制不够健全。搞活企业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起合理的经营机制。但目前的实际则不然,特别是企业外部的经营环境运行不规范,内部的经营机制弱化。首先,预算约束机制的弱化。一方面,一些企业钻财税工作上的空子,“偷、漏”国家税收,获取虚假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税收减免权的放松,导致一些企业利用各种手段谋取“税收减免”的灰色效益,而不去挖掘自身潜力,不愿向内使劲。其次,企业内部制约机制软化。这几年,强调激励机制的多,重视约束机制的少;强调物质刺激的多,重视精神鼓励的少,有的企业放松了思想教育,靠花钱买职工的积极性,缺乏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特性和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的角度来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向心力,结果在分配上更多地倾向于福利与消费,积累动机微弱,不但职工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还使得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再次,企业销售机制僵化。一方面,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使部分企业的产销价格倒挂,销售得越多,亏损就越大,致使它们宁愿自己的产品库存积压,也不愿降价销售,从而使这些企业的销售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大面积爆发的“三角债”使得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也是造成一些企业销售渠道梗阻、销售机制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政策不够配套。一是价格政策存在缺陷。首先,价格“双轨制”加大了产品的流通成本和费用,吃掉了企业一部分效益,且使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起点,削弱了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其次,现行的调价政策主观随意性较大,有欠考虑的地方。一般认为,市场疲软为价格改革带来了良机,有关部门趁机调整了部分初级产品的计划价格,希望借此理顺价格关系,但是,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是“生产越多,亏损越多”,大部分企业自行消化涨价的能力有限,因此,初级产品调价造成的产销价格倒挂,对加工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如棉花加价就对武汉市棉纺行业有较大的冲击。二是产业政策过于笼统。没有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在产业投资上的责权界限,因而产业的布局缺乏规范性和具体操作性。新老产业基地的关系未理顺,历史遗留问题不少。由于前几年对老工业基地、老企业如何调整改造的问题重视不够,致使象武汉这样的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大中型企业一度不能从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得到有益的补充,成为强弩之末,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三是某些政策失当。比如,现在享受减免税等优惠条件的不少是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企业,他们在原料、能源、产品销售市场上以小挤大,使得大中型企业处境艰难。由企业办社会的做法也使大中型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成为制约国营大中型企业搞活的因素之
三、对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些思考
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生产领域,而且与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密切相关;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而且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密相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要搞好这项系统工程,就当前讲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进一步树立效益观念,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
当前,各方面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的状况深感忧虑,对于搞活大中型企业,提高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有了共识。但这种共识恐怕更多的还是处于对经济本身的考虑,没有真正从政治上去认识、从理论上去弄清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深远意义。因此,必须继续通过各种有效方式,使全社会对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思想认识更加明确,更加深入,更加一致。
首先,应把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放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的大环境中去认识。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公有制结构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效益的好与差,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兴衰,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只有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其次,应把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放到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运行机制的方向上去认识。无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的完善,都与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主体,其经济效益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和速度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中同样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市场的繁荣与稳定依托着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要把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中的首要问题来解决。
再次,应把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放到实现“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目标上去认识。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关系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大局。经济效益如何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寒暑表”,经济效益提高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深化改革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的过程。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和致力于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才能促进现代化建设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以至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进一步改进宏观调控方式,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具有耗散结构特性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对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灵敏,外部经济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经济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可以通过一系列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使之不断改善,为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创造必要的条件。
1.完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构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新机制的重要基础,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程中,可以围绕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进一步改进计划形式,使计划的制定与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及资金的保证程度相配套,与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任务统一,达到生产要素的平衡与衔接,逐步把有限的资源,有计划地向技术先进、效益较好、管理科学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把计划的下达程序纳入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对于一些紧俏和急需物资,必须强调计划供应,并用行政干预和法规制度保证计划的执行;对部分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实行保量不保价,允许企业“议进议出”,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减少大中型企业的计划任务,让它们拥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结合价格改革,逐步取消双轨制,减少企业间的摩擦与“内耗”,进一步培育产权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市场规则和市场组织,把市场的功能真正发挥出来,进而形成计划调控、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多层次宏观调控体系,以适应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搞活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要求。
2、继续让政策到位,鼓励企业用好用足现有政策。搞活大中型企业离不开政策,现有的政策并不少。今年五月国务院进一步明确了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的11条政策措施,武汉市也颁布了20条。问题在于许多好的政策,有些由于受种种干扰,至今仍处于“悬空”状态,甚至国家明文规定给予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在一些地方还没有落实。为此,需要全面检查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尤其要督促落实国家明文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基础上,支持大中型企业有针对性地进行内部机制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需要切实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和厂长的精神负担,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增强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为大中型企业制止名目繁多的摊派、罚款、收费,减少过多过滥的检查,解除“三角债”的困扰,帮助并督促大中型企业把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学习通,领会透,落实好。
3.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并保护重点产业的发展。企业的活力来自宏观引导下的有序竞争,而当前我国的大中型企业明显处于非公平的市场竞争状态,诸如,税负严重不均,“工厂办社会”和企业之间的调节税率和承包基数差别悬殊等,使一些大中型企业的竞争实力受到影响。因此,一方面,应当通过统一税制,公平税负,坚持与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财政与大中型企业的财政财务关系等途径,为其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使各类企业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上开展平等竞争,从而使大中型企业的竞争能力得以真实体现。另一方面,要根据大中型企业的地位和经营管理特点,实行经济、产业政策的重点倾斜,努力维护大中型企业的合法权益,防止和消除其他企业对大中型企业的直接和变相蚕食,制止其他企业以非法手段同大中型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的现象。
4.以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为重点,促进国营大中型企业整体优势的发挥。突破万事不求人的“大而全”的陈旧经营方式,走社会化的分工协作道路是提高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组建一批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利用企业集团实力雄厚、抗风险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能力强的优势,加速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规模效益,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应根据经济发展的目标,制定以长期、中期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指导性计划,并通过金融、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以及立法手段,保证指导性计划的实施;对超龄服役、耗能高的设备,必要时可采取行政手段,实行强迫更新,缓解机械工业的疲软,节约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同时,应进一步健全大中型企业出口创汇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由内向经营向外向经营转变,开拓占领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广阔的发展。
5.围绕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适时调整财政政策。财政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综合职能部门,在促进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具有其他部门不可能替代的作用。财政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服务:一是根据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关于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政策规定和措施办法,研究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为大中型企业提高效益创造条件;二是发挥财政部门联系广、信息灵的特点,组织财政干部深入企业,大力开展“支、帮、促”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三是促进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完善,积极开展税利分流试点,逐步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四是鼓励大中型企业进入产权市场,通过兼并,吸收股份和承担债务等产权转让形式,促进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并根据产业政策和行业改造规划,积极引导存量资产的流向,对重组资产结构的大中型企业提供一定的扶持;五是设立企业技术进步基金,主要用于大中型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为企业的科技进步分担风险;六是帮助企业健全经济核算制度,推广应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基础管理,强化财务监督。
(三)进一步健全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促使企业千方百计向内挖潜。
改善宏观管理,创造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外部环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提高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关键要靠千千万万个企业本身努力来实现。因此,国营大中型企业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第一,应努力更新和改造设备和产品,力求在技术进步上有所建树。大中型企业具有技术、装备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它的产品开发、技术水平、质量效益也应该是先进的。要保持这种优势地位,就要不失时机地在科学技术上增加投入,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陈旧、老化的工业设备,把科技成果尽快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形成起点高、投入少、产出多的现代化生产体系;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改进工艺流程,借助“质量、品种、效益年”的东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做到生产一代,试制一代,设计一代,储存一代,加快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形成产品档次高、附加值高、质量过硬的企业拳头产品替代群。
第二,应增强市场观念,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市场是检验产品是否适应需求的示波器,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失去了市场,也就失去了效益,失去了生命力,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应在服从整体计划的前提下,树立敏锐的市场观念,努力研究市场,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占领市场的前提是要建立信心。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当然要注重生产、资金等方面的因素,但面对市场疲软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要树立企业能够占领市场的信心,强化参与市场竞争意识,克服依赖和等待国家倾斜保护的思想,增强企业承担市场压力和风险的能力。占领市场的基础是要建立一支雄厚的产品销售队伍。从现代企业产销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看,企业的销售人员应占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这就是说要把产品销售放在重要的位置,与产品的生产一样对待。销售队伍不仅要求人数多,而且要求素质高,应通过各种途径,提高销售人员的业务技能,建立起一支适应市场能力强,能够驾驭市场的产品销售队伍。占领市场的关键是要完善企业内部销售责任制。根据国家搞活企业有关政策,制定和落实本企业的产品销售责任制,奖优罚劣,增强销售队伍的责任感和约束力;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摸索建立起具有企业本身特点的产品销售方式,在销售方法上标新立异,在经营形式上别出心裁,以新来引导市场,以奇来吸引消费。同时,要建立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认真履行职责,提高本企业产品的信誉。
第三,狠抓基础工作,扎扎实实地把企业管理搞上去。加强企业管理,建立起健全的内部经济责任制,增强企业管理的整体效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强化管理的中心在于搞好人的管理。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探索企业组织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不排斥在企业内部以人的管理为中心,改善管理机制,焕发企业活力。一方面,应调整企业内部的劳动配置,优化劳动组合,使之与物的要素相协调,精简冗员,优胜劣汰,激发竞争意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应正确处理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选择恰当的挂钩形式,加快内部分配、劳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对干部实行民主评议,对工人实行择优上岗,确定合理的计酬办法,拉开分配差距,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中人的积极性。强化管理的出发点在于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大中型企业应率先从重产值、抓产量转到重质量,抓品种上来;从多投入、多占用转到降低消耗,减少占用上来;从“眼睛向上”、讨价还价转到“眼睛向内”,挖掘内部潜力上来,练好内功,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强化管理的落脚点在于实现物美价廉。加强企业基础管理,目的在于以尽量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生产出尽量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为此,必须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积极推行企业产品质量成本核算方法;必须加强成本消耗管理,塑造一个以降低成本耗费为主要内容的成本管理体系;必须认真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建市、勤俭建厂的精神,发动群众,把“双增双节”指标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只要群众真正动起来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就一定能够防止浪费,提高效益。
(武汉市财政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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