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方升:财政史中的度量衡标准器
中国财税博物馆|陈阳
1903年,近代著名鉴藏家和实业家龚心铭以重金购得商鞅量。量,是古代计量物体容积的一种器具,多用于计算农作物的数量,是进行商品交换和征收农业赋税的基础。今天我们多称呼它为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商鞅亲自督造的一件标准量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从外观看,它是一个带柄中空的长方体,通长18.7厘米,宽7厘米,高2.3厘米。一侧有中空柄,其余三侧及底面皆刻有铭文。
变法催生的国家标准器
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第一次变法。四年后,变法初见成效,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大良造”是战国初期秦国的最高官职,并将秦国的变法推向纵深。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同时开始进行第二次变法。这件商鞅方升便是第二次变法当中颁布的度量衡标准器,是商鞅变法的重要物证。
根据铭文内容,容量十六又五分之一寸的乘积,即16.2立方寸为秦制一升。对器物进行实测,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大约为今天的200毫升。商鞅方升是标准量器,我们根据容量可以推算当时一寸约为今2.3厘米,一尺约为2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商鞅方升
度量衡的统一是建立国家法治、社会良序的根本保障。秦国度量衡的统一,就是始于秦孝公商鞅变法时期。在此之前,春秋战国的一些政论家已经提出要把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作为治国方略之一。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才能在实施变法时有明确的丈量尺度标准,才能按照程式做到有赏有罚、赏罚分明。
商鞅统一度量衡,颁布了“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法律,对容积重量和长度的标准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为了确保度量衡的精准化,中央向地方政府颁布度量衡标准器,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1000余支竹简,多记载秦律,其中《效律》一篇主要为核验官府物资财产及度量衡管理的法律,对官方颁布的多种容量和重量单位规定了允许的误差范围,同时也规定了对超出范围的误差的处罚手段。这些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的罚则保证了秦国度量衡的制作严谨、精确,哪怕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惊叹。
商鞅强力推行的统一度量衡,是当时秦国变法成功的重要基础。精确的度量衡伴随法家思想和严苛的行政管理,进入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上海博物馆还收藏有两件商鞅任大良造时制作的青铜器,一件为秦孝公十三年造的商鞅戟,另一件为秦孝公十六年铸造的商鞅铍。这两件看似与度量衡没有直接关系的武器,其实也是秦国严格的度量衡制度的产物。秦国武器的生产,已经在标准计量的前提下,通过严格的管理和生产流程,实现了批量化的标准件生产。
两组铭文见证从秦国到秦朝的转变
商鞅方升共有两组铭文。第一组铭文在器侧及器柄对边,为铸造量器后所刻。铭文的内容可以解释为:秦孝公十八年,齐国派遣使团至秦国商议大事。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这条铭文清晰地交代了方升的制造者、时代以及器物的用途及容积,商鞅方升也因此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国家级标准器。
第二组铭文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的诏书,位于器物底部及第一组铭文的对边:“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据此可知,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既定的标准推行至全国,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并将此诏加刻于方升。方升使用的地方虽然由重泉改至临地,但度量衡标准不变。
方升的两组铭文,时间相隔一百多年,见证了秦历经几代励精图治,从不能参与会盟的西陲小国到取代周王室成为天下共主,一统六国。从秦国到秦朝,以度量衡制度为基石之一的财税政策发挥巨大的能量,帮助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大帝国。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秦始皇时期的量器“始皇诏铜方升”,其器型与商鞅方升相似,外壁一侧所刻铭文与商鞅方升秦始皇铭文相同,再一次证明秦始皇兼并天下后,沿用了商鞅时所定的容量单位、单位量值及标准器形。
上海博物馆藏商鞅方升背面及铭文
没有度量,何以度支
国家形成以后,在实物型财政体制当中,度量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有效的财政征收活动的基础。粮食、布帛、人力等实物性财政资源的计量、流转、清点和拨付,每一步都离不开度量衡。在以实物作为税收缴纳物的农耕中国,度量衡尤其是量和衡,在保证税收的适度和公平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度量衡在古代社会从来就不止是经济事务,而是事关王朝的合法性,事关上应天命、下统四方的国运要务。
在秦国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商鞅变法开始以后,对全国土地进行重新丈量,清查旧的封君贵族所隐匿的田产,确立了君主对全国土地的产权及私人对土地的占有制度。在这种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土地出产物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参与国家间竞争的主要资源。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配合的是计户授田制,以及军功爵赏田制。两种制度的推行都和度量衡制度密切相关。
秦帝国形成以后,由俸禄、监察、考课等制度构成的中央集权官僚制,无一不是建立在与民生、赋税相关的数字统计比较的基础上,无时无刻不需要度量衡技术支持。后世历朝历代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分配士卒口粮、关卡贸易,以及实行年终考绩的上计制度,每一个环节都离不了计量的需要。秦汉以后逐步完善的上计制度,包括仓库存粮数、垦田和赋税数目、户口统计,牲畜、饲草储备数等,卿大夫、相等要职官吏和地方首长,必须上报主管的各项预算数字。年终接受国君考核,如果考核成绩不佳,便可当场免职。这些工作都与度量衡须臾不可离,所以上下官吏都十分重视对度量衡的管理。早期人头税收入占比超过土地税,究其根本是因为点人头比丈量土地容易得多。丈量土地面积需要懂得丈量技术的人,需要配套的工具和技术。在行政过程中,是否有足够数量的、懂得相关技术的人,也成为制约税收和财政收入的一个关键问题。
责任编辑 廖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