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全球众多的国家排行榜上，不论是经济竞争力还是社会福利水平，不论是政府透明度还是市场自由度，不论是国民幸福指数还是社会阶层流动性，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几乎都占据前列。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多数发达国家仍受国际金融危机拖累，经济复苏缓慢，财政失衡加剧，传统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而北欧国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在经济增长等方面表现良好，这使得以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北欧国家模式再次受到全球关注。

一、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北欧国家经济表现出色

近年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轮番冲击，但北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仍体现出较强的韧性和调整能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

（一）经济复苏保持较好势头。从近年的经济增长率看，北欧各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普遍陷入衰退，但在贸易条件改善、出口大幅增加的带动下，2010年北欧各国经济均出现较为强劲的恢复性增长。其中，瑞典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6%，为当年欧盟各国最高；芬兰、丹麦和挪威的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3.3%、1.6%和0.5%。但受全球经济持续疲软、欧债危机反复发作等因素的影响，2010年以来北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均呈放缓趋势，丹麦和芬兰两国在2012年还出现了小幅萎缩，但据欧盟预测，2013年和2014年北欧各国几乎均能实现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这表明北欧各国的经济基本面仍较为稳定，增长势头远好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南欧国家。

（二）财政状况良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挪威的政府性债务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2008年占GDP的48%），其余北欧三国的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丹麦由1995年的72%降至2008年的33%，瑞典和芬兰同期分别由71%、53%降为38%、33%。2008—2012年期间，为应对危机的不利影响，北欧各国政府性债务规模虽都有所增长，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为健康的水平。2012年，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四国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6%、53%、38%、30%，不仅均低于60%的安全警戒线，也大大好于欧盟85.3%的平均水平。从财政赤字率看，2012年除丹麦因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达到4%外，瑞典、芬兰两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分别只有0.5%和1.9%；挪威长期保持财政盈余，是全球少有的无财政赤字的国家。北欧各国健康的财政状况为应对危机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政策空间。

（三）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北欧各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但这并未导致北欧各国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从纵向比较看，2008—2012年期间，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四国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6.4%、7.7%、7.7%和3.2%，与前一个五年（2003—2007年）平均失业率相比，丹麦和瑞典分别增长了1.7%和0.7%，芬兰和挪威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分别降低了0.5%和0.6%。从横向比较看，北欧四国2008—2012年期间的平均失业率水平也低于同期欧盟9.2%的平均水平。

（四）金融系统稳健运行。一方面，北欧政府汲取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推动北欧金融业形成了稳健而保守的经营风格。当再次面对危机时，北欧多数金融机构资本相对充足，也未过多涉足复杂的信用衍生品领域，加之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从而有效降低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北欧金融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北欧四国中只有芬兰加入了欧元区，其余三国均使用本国货币并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由于不使用欧元且财政稳健，丹麦、瑞典和挪威被视为“安全避风港”，芬兰国债的评级也维持在最高等级，因而投资者纷纷购买北欧各国的国债以获取稳定回报。这不仅使北欧各国避免了南欧国家国债收益率大幅波动的风险，也使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继续以较低成本借贷，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运行。

二、北欧福利国家较为成功的原因

北欧福利国家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了国家规模较小、重视财政纪律和严格金融监管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不断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持续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同时注重社会和谐。

（一）不断改革和完善福利国家制度。20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北欧国家的政治分水岭，各国在工业利益和农业利益之间、资方与工会之间都达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阶级妥协，自此，北欧国家开始逐步建立全方位的福利经济制度和体系。在建设福利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尽管不时受到外部经济危机或波动的冲击，也不时受到主流经济学派的批评，但北欧国家始终坚持福利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注重保持其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与此同时，坚持开放性姿态，不断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完善福利国家制度。

在劳动力市场改革方面，继续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弹性。如丹麦创立了“灵活保障”模式，其主要做法有：一是政府减少对雇佣和解雇的限制性政策，降低雇佣和解雇成本，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二是缩短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以降低支出压力，鼓励失业者尽快再谋职业。三是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相挂钩，失业者必须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企业实习和岗位轮换等提高就业能力的项目，才能获取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这些措施将就业保障的重点放在了提升劳动者素质上，保障的核心从工作保障（保证雇员不被解雇）转向就业保障（保证雇员被解雇后能重新就业），从而有效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灵活性。

在养老制度改革方面，针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趋势，北欧国家积极采取提高退休年龄、改革养老金制度等措施来缓解养老支出的压力。其中，瑞典养老金制度改革被公认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瑞典议会于1994年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达成协议并于1999年通过了改革法案，2001年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实行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总缴费率由占工资总额的19%降为18.5%，其中16%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其余2.5%记入个人名义账户，这个账户是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基金制的部分，资金将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积累。二是采取确定缴费型的津贴模式。取消以受保人15年最高工资平均值确定发放标准的规定，改为依据受保人从16岁到退休所有年限缴纳养老费用的平均数额、以及个人缴纳的养老费用所形成的基金在投资运营中所产生的回报来决定养老金的津贴标准。三是实行灵活的退休年龄，将工人最低的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1岁，但在61岁之后，人们可以自愿选择何时退休，工作年限越长，养老金收入就越高。四是围绕增强名义账户运行的可持续性，拓宽养老基金的投资范围，并引入了财务自动平衡机制，使得名义账户能根据预期寿命的长短、工资和物价水平的波动自求平衡。五是采取平稳渐进的改革方式，规定向养老新制度的过渡期不少于16年。

在医疗卫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过加强绩效管理、引入私营部门和市场竞争机制等方式，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规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一是改革医疗预算管理体制，将原有的固定医院预算制改为浮动制，对医院的预算拨款与医院的实际医疗效果挂钩，以改善资金的使用绩效。二是推行“个人自由选择医院”的原则，带动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提升医患双方的满意度。三是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引入私人投资，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竞争机制的形成。

这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到现在仍在不断完善的改革举措，不仅帮助北欧国家较好地应对了当时的危机和挑战，也为其长期可持续发展，包括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后的福利制度鼓励人们去工作、去劳动，而不是“养懒人”，这促进了崇尚勤奋工作和劳动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对于确保北欧高福利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实施重视教育、鼓励创新和支持创业的强国战略。由于地处欧洲边缘，人口少、面积小，经济发展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大，因此北欧国家一直注重将提升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强国之本。近年来面对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北欧国家重点发展以创意、设计以及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一批新兴产业和明星企业迅速崛起。北欧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实现向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转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视教育。从教育投入上看，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四国在2001—2010年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平均值分别达到8.3%、6.3%、7.0%和7.0%，不仅高于欧盟同期5.4%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期美国5.4%和日本3.6%的平均值。从教育水平上看，由于北欧国家通过推行“教育券”制度（即由纳税人负担的公共教育经费不由政府直接拨付给各个学校，而是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家长；学生在自由选择学校后可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学校再拿获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取面额相等的教育经费）等改革措施，鼓励公立和私立学校开展竞争，其教学质量和水平均处于领先地位。

二是鼓励创新。北欧国家在研发投入方面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四国2011年的人均研发投入分别为1337、1332、1389和1204欧元，远高于欧盟510欧元的平均水平。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北欧国家也十分强调科研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性，重视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这些措施推动了北欧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3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典、芬兰、丹麦和挪威的每百万人口国际专利申请数的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三、第六和第十一，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三是支持创业。在重视教育和鼓励创新的基础上，北欧国家也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创业，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以芬兰为例，1980年该国成立了国家技术创新局，专门资助和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2012年，国家技术创新局共资助了1640个创新创业项目，投资规模达到5.7亿欧元。此外，国家技术创新局还在美国、中国、印度等国设有海外办事机构，帮助本国企业了解国外研发需求和开拓国际市场。可以说，近年来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北欧国家实现了高质量、高利润的经济增长，为北欧国家维持高税收、高福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三）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谐的社会关系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且有利于推动改革共识的形成，减少改革的阻力，是北欧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在北欧，工会、雇主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发达，它们既独立于政府之外，又能够进入政治过程。这些民间组织在劳资关系协调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促进了各方之间对话机制和伙伴关系的形成，使经常性的矛盾得以暴露，并加以沟通和化解，避免了突发性危机的产生，为北欧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

二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0.25左右，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伦敦经济学院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流动性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北欧国家由于教育发达（包括免费高等教育）、分配公平以及比较均等的发展机会，其代际之间的纵向流动性全球最佳，反映出北欧社会的包容性和进步性，同时也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

（四）建设廉洁、高效、务实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北欧国家都拥有强大的干预型政府和就业人口数量庞大的公共部门。在北欧大约有30%的劳动力人口供职于公共部门，这一数据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公共部门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但北欧国家政府和公共机构不但没有出现常见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病，反而成为全球廉洁、高效、务实政府的典范，这要归功于长期以来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社会的透明与开放以及良好社会道德风尚。近年来，北欧国家政府和公共机构制定实施了有效的宏观管理经济政策，营造了诚实透明的社会风气，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了政府应有的作用。

三、几点启示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文化原因，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难以简单地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复制，但北欧国家对其福利制度的成功改革和应对危机的出色表现，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合理设计国家福利制度使之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高福利必然带来人们惰性的增加，支撑福利制度的高税收也不利于私营经济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危机时，北欧国家曾经遇到了与当今主要发达国家类似的问题，过度而僵化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加重了财政负担，进而影响到其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似乎佐证了上述观点。但是，北欧国家改革后的福利制度把重点从消极的福利保障转向积极提高劳动者就业和获得高回报的能力，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加强了绩效管理，减少了福利支出刚性，降低了财政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避震器”的作用，为北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正能量。这一反一正的经验表明，合理的福利制度不仅不会妨碍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合理福利制度的关键在于摒弃福利刚性和“养懒人”机制。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设计建立合理的福利制度十分关键。这里不是简单地要不要福利和福利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型福利国家的机制和道路。一方面，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提高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使经济增长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防止两极分化；另一方面，要坚决防止福利刚性，使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吻合，福利制度的设计要体现“不劳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将必要的生活保障与积极的能力培养相结合，支持和鼓励劳动者就业和创业，通过劳动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北欧国家既强调“大政府”在提供福利保障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忽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提供全面慷慨福利的同时，北欧国家经济自由度水平与英美等信奉市场主义的国家不相上下。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以上世纪30年代就确立的阶级妥协和社会共识为基础，北欧国家的政府、资方和工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利益协调，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欧国家这些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的职能不仅在于提供基础设施等有形公共产品，更主要的是提供制度、规则和政策等无形公共产品，以促进竞争和创新、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是推动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各项制度和法治建设尚待完善、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发展阶段，有必要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从整体上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和谐的政企、政社、劳资、企社关系。

（三）加大对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是福利国家保持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支持教育和科技创新是福利国家维护核心生产力的战略支撑，也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通过加大教育、科技投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核心竞争力；同时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工作者，提高劳动要素的回报，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从而实现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机会。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我国的一些产业提升到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做到有品牌、有核心技术、有产业话语权，并以此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有科技支撑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为此，一是要改革和完善教育及再培训体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养更多适合市场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二是要多渠道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三是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氛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创新活力，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推动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财

（调研组成员：邹加怡 李新海 邹刺勇 王勇 陈丽娟 侯博）

责任编辑 李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