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殊饮品的酒，源远流长，仰韶文化遗址上出土的酒器，证明中国已有6000年酿造和饮酒历史。远古时代，野果和蜜是人们酿酒的理想而又易得的原料。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就有了粮食酒，商周时用谷物酿酒已相当普遍。奢侈的商纣王所居住的宫殿竟有肉林酒池。到了周代，农业更为发达，再加上王朝重视酿酒，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设置了“酒正”、“浆人”等职官专司管理，因此周代的酿酒技术比商朝更为先进。

随着酿酒技术的提高，人们对酒有了较高的品饮水平。《诗经》中就提出了好酒要有香美、醇厚、清纯、柔和等4条标准。由于酒作为消费品的普及和消耗量的不断增加，其作为国家财源的条件也逐步成熟，到了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朝廷顺应历史发展，批准御史大夫（相当于今国家副总理）桑弘羊关于“督察五均六翰之利”（六翰指酒）、“私商不得染指”的建议，决定国家对酒实行寓税于价的专卖。“计其利而十分之，以其七入官”，这就是说，国家的专卖获利要占全部酒利的70%。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由于社会各界对盐铁酒专卖的不同认识，引发了一场有朝廷大员和贤良方正等思想理论界人士参加的政策辩论会，会议结束后朝廷部分接受贤良方正的意见决定继续实行盐铁专卖，取消了仅仅实行17年的酒专卖，改行每升征收4钱的酒税制度。此后，历代朝廷或课税、或专卖，念念不忘酒的财政收入。

隋文帝杨坚有鉴前朝北周“官置酒坊收利”遭百姓强烈反对的教训，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决定取消政府的酒利，使酒近七百年来第一次走上了无税之路。

取消了酒税，意味着鼓励酿酒业的发展和民间饮酒的普及。酒与诗文的关系是相互的，酒不但是诗文的催化剂，给诗文提供了创作思想的宽松环境，同时也给予了诗文以胆量和魄力，盛唐文学中的诗文几乎有一半是在酒兴中写出来的。且不说王绩的《过酒家》，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杜甫的《醉时歌》、《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的咏酒诗，就是那些不是咏酒的许多名诗，也大都是诗人酒后所作。君不见，唐代有哪一位诗人不喝酒？又有哪一位光喝酒不作诗的呢？所以说，唐人的诗与酒相依为命，休戚与共关系十分密切，现存的50000多首唐诗中，直接咏及酒的诗就逾6000首，其他还有更多的诗歌间接与酒有关。可以说，唐诗中有50%以上，是酒催生出来的。因此，有人说酒涌诗华，从唐诗的创作来看，一点也不为过。如张说的《醉中作》“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和《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无不是醉中得意吟诗，醉后下笔如神，诗随酒意喷薄而出所致。

在醉中，诗人的想像力特别丰富。平时难以喷涌的奇思妙语，独特构思，都会突然出现井喷，有时连诗人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像李白的《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就是李白，若不在醉中，也很难想像得出来；李贺在《将进酒》中的“桃花乱落如红雨”，这样美妙的诗句，也只能是酒中的产物。戎昱在《花下宴送郑炼师》中的“客醉花能笑，诗成花伴吟”，形容酒醉中的诗人高兴，花也会发笑，诗作已成，花也会跟着诗人伴吟，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想像和意境！李群玉在《重经巴丘追感（开成初陪故员外从翁诗酒游泛）》中的“诗句乱随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想像力又是多么丰富、多彩和奇妙。的确人和人的聚散，像天上的云，时而聚合，时而分离，聚聚合合是天地间的神秘，绝大多数人知道个人的渺小，命运无法由自己操纵，回首往事朦胧渺茫得如梦幻一样。在醉中真可谓涉笔成趣，触目成诗。

随着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军费开支浩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处于艰难竭蹶之中的唐王朝，自唐代宗登基的公元763年开始不得不重新开征酒税，从此，结束了隋唐180年酒无税的局面。到了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财政的酒税收入竟高达150万缗之多，占全国当年财政收入的1/8，比2009年全国酒税收入仅占财政年收入不到1/20的比例高多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世的《中国文学史》竟如此凑巧地把公元763年确定为盛唐文学结束之年，足见国家税收政策对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财

责任编辑 陈素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