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保八甚至少数人认为已呈V型反转之际，大多数人焦灼的目光开始转向2010年的经济运行。投资者及企业经营者面对财务报表及财务指标并没有松口气而欣喜的感觉，失业者及拟就业者似乎也感受不到劳动力市场的春暖。他们的感觉与感受，似乎能够更真实地预感中国2010年的经济运行。从经济周期规律作用与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后续性影响看，2010年的经济运行会承接2009年的企稳并呈现向上的态势，全年的增长将表现为前高后低，下半年第三、四季度GDP增长会出现回落；下半年经济运行的变数较大，既有一些滞后爆发的风险变数，也有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变数。整体而言，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困难会比2009年更大。

经济运行波动期与经济运行困难期的交替

1.长中短三大经济周期调整的相互叠加使此轮经济低迷的时间进一步延长

中国30年长经济周期（1978—2008）调整、10年中经济周期（1998—2008）调整、5年短经济周期（2003—2008）调整，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相互叠加阶段。从内涵上看，三大经济周期的调整存在着一定差别。长经济周期调整主要是改革方式或改革模式调整，由单维经济体制改革转变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中经济周期调整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调整，由以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与自然生态环境过度损害为代价的GDP两位数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为支撑的GDP一位数增长；短经济周期调整主要是结构调整，由以结构失衡为主导的经济总量过快增长转变为以结构均衡为标志的经济总量合理增长。三大经济周期调整尽管有差别，但所凸现的问题基本相同，主要是结构不合理。具体而言，经济运行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产业及产品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比重结构不合理，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结构问题已经从经济结构扩展到经济社会结构。

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中，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应成为重点或突破口。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主要是解决收入增长比率多维失衡的问题。一是政府财政收入与家庭（个人）收入增长比率失衡，“国富”与“民富”差距拉大；二是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增长比率失衡，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差距拉大；三是管理者收入与员工收入增长比率失衡，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拉大；四是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率失衡，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五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增长与企业人员收入增长比率失衡，行政事业人员与企业人员收入差距拉大。只有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收入增长比率多维失衡的问题，才能打开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三大经济周期调整相互叠加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决定了此轮经济低迷阶段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更长。在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没有充分显现之前或结构调整没有全面启动之前，经济低迷阶段不可能结束。

2.从经济运行的下滑期到经济运行的复苏期，再到经济运行的新发展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此轮经济低迷阶段的经济运行根据表现特征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一是经济运行的下滑期。这一时期从2008年第三、四季度持续到2009年第一、二季度，到2009年6月底，经济运行的下滑期已经结束。二是经济运行的波动期。这一时期从2009年第三、四季度持续到2010年第一、二季度，在这一时期某些经济指标会出现大幅增长，另一些指标可能变化不大甚至钝化。三是经济运行的新困难期。这一时期从2010年第三、四季度持续到2011年第一、二季度，在这一时期表现为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交织叠加，政府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由“保增长”、“稳增长”转到社会稳定上，甚至某些社会问题在某个环节的突然爆发会严重拖累经济运行。此外，货币投放在短时间内的过快增长所产生的滞后效应，如滞后的某些商业银行运营困难、股市房市泡沫收缩甚至破裂也会在这一时期爆发，进一步抑制市场内生动力的增长。四是经济运行的复苏期。从2011年第三、四季度持续到2012年底。经济复苏是一个过程，表现为市场内生动力的逐月或逐季度增长。这一轮经济复苏属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复苏，而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复苏。高质量经济复苏的特征为结构调整初见效应，低碳经济模式开始发挥作用。五是经济运行的新增长期。从2013年开始，有可能持续到2017年甚至2018年。

3.2010年处于经济运行波动期与经济运行困难期的交替中

长中短三大经济周期调整的相互叠加，经济周期规律作用的持续发挥，决定了中国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低迷并没有因为2009年实现所谓V型反转而宣告结束。信贷规模及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有效抑制了2009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下滑并实现企稳，实现了2009年下半年经济较快增长及股市、房市、车市的火爆。但是由于导致此轮经济低迷的产能与产品过剩及结构失衡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为拉动经济增长而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又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与产品过剩，所以，2009年下半年的经济较快增长势头难以持续到2010年底，2010年经济运行可能表现为前高后低，上半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长仍可能在8.5%—9.5%以上的高位，下半年第三、四季度增长会出现回落。按经济低迷阶段经济运行的五个时期划分，2010年处于经济运行波动期与经济运行困难期的交替中。正是这种交替，使2010年的中国经济运行充满了变数。

高度警惕并防范经济运行中的三大风险

在实体经济内生动力及“元气”还没有充分恢复的情况下，虚拟经济的泡沫放大及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快速放大，加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除此以外，经济运行低迷滞后导致的社会问题及经济社会问题的加剧，也加大了经济运行的变数。2010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及变数，会进一步刺激并诱发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因此，2010年的政府宏观调控及企业运营要高度警惕并防范三大风险。

1.防范金融企业滞后的运营困难及其金融风险

从1998—2002年的5年经济低迷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近1.8万亿金融不良资产的教训看，企业尤其大企业对商业银行依赖性特别强，实体经济困难对商业银行的拖累比较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实体经济困难及此轮40—50个月的经济低迷，必定会滞后拖累商业银行；除此以外，2010年近10万亿信贷规模，无论是全部进入实体，还是大部分进入实体，都会滞后形成部分不良资产。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并防范滞后的金融风险。

2.防范先泡沫后滞胀的经济运行风险

资产泡沫已初见端倪，泡沫的形成及逐渐放大，会制造虚假的赚钱效应，形成一时的消费虚热，从而改变消费品的供给状况，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产能过剩或产品过剩的局面。先泡沫后滞胀的经济运行风险，表现为工业品仍是供给大于需求，而消费品是需求大于供给，由此带来的是市场内生动力不足及经济低迷甚至萧条下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中低社会阶层的个人及家庭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下降条件下的生活支出加大。与经济过快增长甚至经济过热条件下的通胀相比，由资产泡沫引起的滞胀，对经济运行的破坏性更大。因此，在2010年要高度警惕滞胀问题及风险。

3.防范房价超长期持续上涨而导致的房市“崩盘”风险

从房市自身运行的规律看，房价持续上涨的周期不可能无限长。一般而言，欧美房价持续上涨周期约为36—40个月，港台房价持续上涨周期约为40—46个月；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起点从2004年1月算起，到2008年6月底已经接近54个月，如果把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第1季度的房价微跌，视为价格上涨的“突破整理”或“中继整理”，从2004年1月起到2009年11月底，房价持续上涨周期已接近71个月，创全世界房地产业房价超长期持续上涨之最。从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城市房价的态势看，这种上涨仍会进一步延续，有可能延续到2010年的第二季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房价超长期持续上涨的周期越长，下跌的风险越大。因此，在2010年要高度警惕并防范房市“崩盘”的风险。

力求实现宏观调控的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

经济运行波动期与经济运行新困难期的交替及经济运行中潜伏的三大风险，决定了2010年的政府宏观调控既要在“稳增长”上着力，巩固2009年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的成果，也要在“防风险”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控制并化解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因此2010年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的同时，还应积极推动若干配套改革，以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

1.通过宏观调控政策与相关配套改革的结合实现房市“软着陆”

在2010年经济运行潜伏的三大风险中，房市“崩盘”的风险最大，其对经济运行的破坏性与危害性也最大。因此，各级政府应积极探索房市“软着陆”的办法及措施。房市“软着陆”要求找到在地价房价继续上涨乏力甚至出现一段时间内价格大幅下跌后的房地产新增长点及新发展路径。从经济转型及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看，低能源或零能源建筑应该成为房地产的新增长点或新发展路径。各级政府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一线城市的政府，应该通过深化改革，率先修改并提高建筑标准而推广低能源或零能源建筑。作为一个新经济增长点，要抓好三个推手：一是政府投资引导，表现为对已完工建筑进行改造而减少碳排放的政府补贴。政府补贴既是财政支出，也是政府投资，会引导社会资本向低能源或零能源建筑流入，支持产业升级。二是技术创新与工艺创新，带动低能源或零能源建筑新产业的发展及产值增长。三是对社会资本投资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低能源或零能源建筑新产业。对于从事低能源或低能源建筑新产业的投资，应给予金融支持及投资经营的税收优惠。

2.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减息及低利率手段应继续使用

为应对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运行过快下滑，从2008年9月份开始，人民银行连续5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减息政策导致了相对较低的存贷款利率。随着其他少数国家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加息，中国也出现了2010年加息的呼吁及预期。如果在2010年信贷规模收缩30—40%的同时，再实行加息，既不利于虚拟经济的“软着陆”，也不利于实体经济内生动力的成长。中国此次减息的时间比欧美国家晚，力度也比欧美国家小，而且减息与加息的间隔时间过短，难以保证实体经济“元气”的充分恢复。因此，2010年的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低利率，如果2010年下半年经济运行出现的变数过大，还应该再次减息。

3.财政政策既要继续刺激消费也要想办法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财政政策对于2009年的消费增长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面对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及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消费应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效应，继续使用财政政策刺激消费仍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一般而言，以补贴及购置税优惠为内容的消费刺激政策具有效应递减性。例如，一个农民家庭2009年因政府补贴家电下乡而购买一台冰箱，无论补贴政策持续到何时，这个农民家庭在2010年及今后几年都不会再购买冰箱。此外，2010年的滞胀风险有可能拖累中低收入居民的家庭及个人消费。为了弱化滞胀对刺激消费政策的对冲效应，财政政策应在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上有所作为。通过财税杠杆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及提高员工薪水，能够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如果企业愿意在经济低迷阶段增加就业岗位或给员工加薪，可以享受一定税费延后缴纳或部分税费减免的政策。同时，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在某种意义上，居民收入的增长尤其持续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作用更大更直接。财

责任编辑 李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