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一位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北宋庐州（今安徽）合肥人，仁宗时举进士，曾先后出任端州、扬州、开封等地府治和京东、陕西、河北等地转运使，还在朝廷中先后担任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三司户部副使、枢密副使和三司使等职，历三十余年，是一位屡司监察和财计之职的大臣。他对宋王朝的整顿财计和监督理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理财主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财必须选用得力人才

他认为，国家的财用状况和吏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改善财用状况须从整顿吏治入手。他的不少建议和纠劾，大多是从此出发的。例如，他在知谏院任谏官时的一份“论冗官财用”的奏议中，分析了当时全国冗官繁多的状况，指出这种“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的情况，是造成国力困竭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亟需改变设官太多和汰除冗什以整顿吏治外，他在“请选内外计臣”的奏议中，进而指出作为主理财计之责者，不能循默处之，必须有所作为。应该负有敢于揭露问题，加强监督管理，力图改进之责。他对选用得力人才，列述了以下几点：

1.理财要选用有志之士。他说，“凡敢任天下之责者，即当委而付之，凡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当罢而去之。”也就是要任用那些敢以天下为己任，重视国计民生的贤能之士，对那些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要予以罢免。曾任陕西提点刑狱之职的范祥，创立了钞盐法，使西北边陲地区贷畅其流，财用增益，为地方人民所称颂，而朝廷却因各种原因，未能付委专任，包拯一再据情奏请范为陕西转运副使，使钞盐法得以继续发挥作用。而对仁宗所宠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因其怙恩宠之厚，多次提拔，并无才能，则坚持劾奏罢职。

2.理财要选用廉正无私之士。他在对朝廷差委转运使及提点刑狱等臣僚的奏议中，力主选派有才能的公直廉明之人充职，不以资历深浅为限。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决不能姑息轻贷，连荐用者也应连同治罪。表明他对任用官员严格不滥的坚决主张。曾历任湖南和江南西路等地转运使的王逵，每到一地，以暴敛闻名、地方百姓不堪忍受，纷纷逃亡；有的吏员因未能满足他的苛征要求，也被禁锢。经包拯七次奏劾，终于罢黜了这位苛虐之臣。

3.理财要选用为国从公，敢于当任之士。他认为进用庶官和裁处大事，既要不畏权势，又要不避形迹（嫌疑）。避形迹和畏权势是封建王朝因循苟安，保禄保位，承袭已久的一种官僚习气。包拯认为这种避形迹，往往会使“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为者以形迹而不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盛行”、“为身谋则可，为国谋则不当如是”，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害。在他晚年，继任为三司使时，即遭到不避形迹之讥，但他对此并不在意，敢当其任。在任一年中，他革除了不少赋役上的弊政，也为苏解民困，合理负担采取了不少措施。

二、理财必须苏解民困

财用出之于民，应使人民的负担合理：财利归于国家，应又能使民乐其生。取用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安危。主理财计，决不能无视民困，竭泽而渔，必须清除苛敛，使社会生活安定，生产发展。这是在他的奏议中关于主理财计方面的另一项重要的主张；也是在他任职期间的功绩所在。如他曾就真宗和仁宗时全国财赋数作了比较，指出仁宗庆历八年，距真宗时约四十余年，纳税户籍并无多大增加，土地和出产物比过去只有减少，而岁入竟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重率暴敛（加重了税课税率和增加了各种名目的法外苛征）日甚一日”所造成的结果。他认为要以安民为先，从苏解民困入手来整顿财计。在他担负内外财计之责时，即按照这一主张，针对一些弊害较大的事项予以免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苛什负担。宋代的差役（即规定人户的财产等第，轮流为公家办理运输保管物资等任务）是一种十分繁重的义务劳役，不少应役者常为此而倾家荡产。对于这些强课要索，扰民不浅的弊政，经他列报危害情况，都奏请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