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9 作者:戎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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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加剧,并在铁路、公路两侧构筑封锁沟墙,晋冀鲁豫边区形势日渐严重,四个行署区之间的交通已很困难,从一九四二年起,冀南区已成为游击根据地。正当边区军民集中力量展开对敌斗争,反击蚕食之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连续发生了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冀南区大部分地区、太行区的三个专区、冀鲁豫区沙区和沿平汉铁路东侧,农业收成平均只达到二成至三成左右,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整个晋冀鲁豫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有一百五六十万人。由于两年大旱,一九四三年七月间,太行区的武安、磁县、沙河、林北县,冀南区的大名、魏县、元城等县又发生了蝗虫灾害。蝗虫最多的地方飞起来遮天蔽日,落到地里,几亩几十亩庄稼倾刻被吃光,落到树上树叶被吃光,落到人的头上也有被咬伤的。同年八、九月暴雨又成灾,太行区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大量滩地,冀南区、冀鲁豫区的卫河、运河、滏阳等河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四千个。
边区连续两年的严重灾荒,敌人趁火打劫,刮起造谣破坏之风。灾区的部分干部和灾民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市场上物价波动,食品价格大涨,衣物家具等的...
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加剧,并在铁路、公路两侧构筑封锁沟墙,晋冀鲁豫边区形势日渐严重,四个行署区之间的交通已很困难,从一九四二年起,冀南区已成为游击根据地。正当边区军民集中力量展开对敌斗争,反击蚕食之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连续发生了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冀南区大部分地区、太行区的三个专区、冀鲁豫区沙区和沿平汉铁路东侧,农业收成平均只达到二成至三成左右,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整个晋冀鲁豫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有一百五六十万人。由于两年大旱,一九四三年七月间,太行区的武安、磁县、沙河、林北县,冀南区的大名、魏县、元城等县又发生了蝗虫灾害。蝗虫最多的地方飞起来遮天蔽日,落到地里,几亩几十亩庄稼倾刻被吃光,落到树上树叶被吃光,落到人的头上也有被咬伤的。同年八、九月暴雨又成灾,太行区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大量滩地,冀南区、冀鲁豫区的卫河、运河、滏阳等河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四千个。
边区连续两年的严重灾荒,敌人趁火打劫,刮起造谣破坏之风。灾区的部分干部和灾民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市场上物价波动,食品价格大涨,衣物家具等的价格则大跌。社会秩序动荡,人心不安。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了救灾的决定和指示,号召边区军民一面要继续加强对敌斗争,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一面要以度荒为中心,开展群众性的救灾度荒运动。
当时的救灾度荒方针和办法有以下几项:
一、减免灾区人民公粮征收。仅太行、冀南两区,一九四二年的公粮比一九四一年减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的县减免三分之二。据回忆,太行区一九四二年减征公粮达三千另八十万斤。
二、增拨粮食救济灾区。太行区,在一九四二年拨出救济粮五百六十万斤(当时每个灾民每天救济粮以新秤四两计算),通过贸易,由西部非灾区购粮调剂供应东部灾区(加变卖公粮)达四千六百万斤。银行贷放救灾款二千万元。太岳区,一九四三年拨灾区救济粮和贷粮达六十多万斤,调剂粮食三百二十六万斤。冀南区一九四四年春,贷给灾民粮食六百万斤救济春荒,支援春耕。冀鲁豫区,一九四三年除拨粮救济本区灾民外,还支援冀南区粮食三百万斤,麦种五十万斤。
三、实行以工代账。边府及所属工商总局通过贷粮贷款和拨粮拨款,恢复和兴办了水利、纺织、运输、家庭副业和各项生产事业,救济了大量灾民。边区政府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两年,拨粮一百多万斤,拨款四百三十万元,用于生产救灾。涉县清漳河、漳南和黎城浊漳河漳北、漳南,穿山劈岭,开凿隧道,修建了三条大渠,可灌溉耕地一万多亩。这是太行山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型水利建设。修渠的民工都是灾民,每个工每日发三斤小米,有的民工领到小米,除自己吃外,还节省一点送给家人。由西部调运东部的粮食,运粮队雇的也是灾民,共赚脚费粮八百余斤。
开展纺织运动。边区大部分地区的妇女,一向有纺线织布的习惯。当时规定纺一斤棉花给二斤小米(边区党政系统男女干部不少人学会了纺线,有的还将收入的手工费捐济灾民),共赚小米一千一百万斤。此外,还开展了其它副业,如刨药材、砍柴、编草帽辫等,赚得小米也不少。
四、订立安家计划,厉行节约,开展灾民互济运动。生产救灾,不只是受灾的县、村要做计划,需救济的家庭都要做计划。安家计划内容包括:缺粮多少,野菜代替食品补充多少,从赈工生产中赚取粮款多少,最后请政府救济多少。在灾荒严重期间,党、政、军、工厂、学校、公营商店的职工、战士,为了省出粮款救济灾民,除每人粮食定量各减少四两外(参看第二篇《供给标准》一文),有一段时期还减少了七两。部队机关人员连津贴、菜金、甚至办公费,都由自己生产解决,不要公家发给了。在晋冀鲁豫边区最困难时期,山东军区司令部还节衣缩食,捐助我们灾区北海币一千万元。与此同时,我们还鼓励发扬友爱精神,开展灾区各阶层人民之间的互济互助,邻里之间、亲戚之间,有粮的接济无粮的,粮多的接济粮少的,务求不饿死人。据太行区不完全统计,互济小米即达一千五百四十万斤。
五、采集野菜,准备代食品。一九四二年秋和一九四三年秋,灾荒发生后,边区党政军机关,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了采集野菜、准备代食品的运动。仅八路军前方总部每人平均采集野菜晒干的就有一百多斤,边区政府机关一九四三年一个月即采集三万斤。至于灾民,没有一家不采集野菜、不准备代食品的。采集的野菜种类达一百余种:计有苦苴、荠菜、节节草、车前子、沙蓬、蒺藜子、野莜麦、野豌豆以及榆树、杨树、柳树、槐树的叶子和玉米芯等等。此外,我们还推广了吃野菜的方法,介绍了治疗吃野菜中毒的药方。
六、发动群众,大种晚秋作物,缩短灾期。一九四二年秋,边区一小部分灾区降了偏雨,灾民补种秋菜,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边区党政接受了这个经验。一九四三年事先就号召灾民,责成国营粮店,准备大量购储晚庄稼和秋菜种子,如荞麦、小糜、小黍、六十日苞谷和萝卜、蔓菁、小菜根等,当八月降雨后,立刻开展了大规模的补种,抢种。又获得了丰收。
七、安置灾民,有计划地组织移垦。从历史上看,冀西、豫北地区一遇到灾荒,就向晋东南逃荒。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遭灾后,冀西特别是豫北灾民大量向太行、太岳两区逃荒,据太行区报告有二十五万人次,太岳区最多时每天达到两三万人。我们对逃荒灾民,除去极少数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给予安置外,绝大部分都发给路费,劝其回去,生产自救。据统计,太行、太岳两区安置移垦落户的灾民约一万余人。
除上述七项工作外,在一九四三年蝗灾中,我们发动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打蝗虫挖蝗卵。因为那时没有滴滴涕、六六粉等农药,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动员群众来扑打。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许多打蝗英雄和模范集体。扑打的结果,据太行区十个县统计,打死蝗虫一千八百二十五万斤,挖蝗卵蝗蝻十一万斤。边区政府发放打蝗奖励粮和挖蝗卵兑换粮达一千万斤。最后把蝗虫基本消灭在太行山脚下,飞到晋东南的很少。用人力扑灭蝗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绩。
一九四四年七月夏收后,灾荒已完全结束。边区军民欢庆度荒胜利之情,至今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在敌祸天灾双重袭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救灾度荒的伟大胜利,主要成绩是:
一、边区腹心地区内的灾民,饿死的人仅是个别的,逃亡的人也很少,而游击区特别是敌占区,饿死和逃亡的人就多得难以计数了。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在八路军解放了的敌占地区(包括国民党遗弃的地区)的粗略调查,晋东南的陵川等县和高平县二十八个村,饿死的人就占原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逃亡的占原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冀南区的魏县、成安县和豫北的林南(注)、淇县、博爱、沁阳等县,有的村庄饿死的人高达原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的村庄逃亡的占原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二、灾荒不仅没有影响边区人民的生产,而且还刺激了人民的生产。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合作社、农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家庭纺织副业都有所发展;军、政、党单位的机关生产,都是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前半年发展起来的。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获得大丰收,除风调雨顺外,人的主观能动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边区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通过患难与共的救灾度荒运动,进一步亲密团结起来,党政军在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救灾、打蝗、度荒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在“七大”前后,说到我们革命会遇到困难时,多次以晋冀鲁豫的度过灾荒为例鼓励大家的斗志。
我们救济灾荒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当一九四二年的严重灾荒突然出现时,先是认识不够,有麻痹思想,后来认识到了严重性,又有恩赐观点,平均施救的情况。如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虽然起了良好作用,但也造成了救灾工作的被动。在调剂灾区粮食上是有重大的贡献的,但因对灾情发展变化估计有误,变卖公粮过多,曾一度影响军粮供应,若不是太行分局发现及时纠正,几乎出了大问题。在西部收购粮食上,曾发生过强迫命令。这些教训,值得好好记取。
注:一九四三年前半年,林县的北部地区归太行区管称林北县,南部包括县城,还在国民党军队孙殿英、庞炳勋的管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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