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各地方、各部门正在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做好当前工作的前提下,集中必要力量进行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以便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方法。这是推动我们工作不断前进的十分必要的步骤。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这是1944年为总结历史经验在延安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我们在总结财政工作经验的时候,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一个时期,在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宣传中,有一种倾向是不利于历史的、辩证地总结经验的,即:宣传一项改革,一个新的试点,就把过去的东西否定一番,批判一番,而把某项新的措施,如列宁所说的“推崇为绝对”。比如:
试行基本建设投资的有偿占用,就否定过去的无偿拨款,甚至有的认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就是由于过去没有采取贷款办法而实行拨款办法造成的。但是,它没有分析和回答:...
当前,各地方、各部门正在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做好当前工作的前提下,集中必要力量进行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以便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方法。这是推动我们工作不断前进的十分必要的步骤。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这是1944年为总结历史经验在延安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我们在总结财政工作经验的时候,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一个时期,在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宣传中,有一种倾向是不利于历史的、辩证地总结经验的,即:宣传一项改革,一个新的试点,就把过去的东西否定一番,批判一番,而把某项新的措施,如列宁所说的“推崇为绝对”。比如:
试行基本建设投资的有偿占用,就否定过去的无偿拨款,甚至有的认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就是由于过去没有采取贷款办法而实行拨款办法造成的。但是,它没有分析和回答:为什么三十年来在同一拨款办法下,有的年份基本建设规模比较适当,投资效果比较好,有的年份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其实,基本建设投资采用贷款办法,实行有偿占用,有许多优点,但是,并不是所有建设项目(如非生产性建设项目)都宜于采用这个办法。从全面观点看,很可能是贷款和拨款长期并存的局面。至于缩短基建战线,离开计划调节和综合平衡,孤立地在贷款和拨款问题上作文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试行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就否定过去的利润上缴形式,甚至有的报导说,有几户试行了交纳所得税,生产和利润就增长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应当说,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也可能是财政收入的一种适当形式,尽管它对生产和利润的增长没有上边所说的那么大的促进作用。但因此而否定利润上缴形式,则是不对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们曾试行过税利合一,税合于利,没有成功。现在想利合于税,以税代利,恐也未必适宜。因为税收形式和利润上缴形式,各自的作用不同,在客观上是不能互相代替的。其实,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在纳税以后,他的利润也是要上缴的,不过不是上缴国家,而是以股东分红形式上缴给股东。
实行适当的分权,就否定必要的集中,甚至有的认为,过去经济工作的一切弊端都是由统得过多、统得过死造成的。诚然,统得过多、统得过死是不好的,但因此就否定集中,把资金分得过散也是不行的。其实,集中和分散是辩证的统一。不能没有集中,也不能没有分散。事实上,没有必要的分散,便没有真正的集中;而没有必要的集中,分散就会变成无政府。关健在于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要集中得正确,分散得合理。
实行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就否定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指标,甚至有的认为计划一搞就死,市场调节一搞就活。诚然,不注意发挥市场的调节的作用,甚至排斥和否定它,是不对的。但是因此而否定计划经济和指令性指标的必要性,就是走入另一个极端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不能动摇的。
实行必要的奖金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和按劳付酬的原则,就否定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有的认为,政治是空的,人们要求的是“实惠”。物质利益和按劳付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奖金制度也是必要的,但是把它贯彻好,实行好,离开生动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对广大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也是不行的。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光讲捞个人“实惠”,就会把人引向邪路。唐代诗人高适的《燕歌行》:“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残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可见,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尽忠死节,也不单是为了个人求功请赏,而是为了阶级的和民族的利益,何况无产阶级呢!
如此等等。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一项制度和办法,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中可能有坏的地方,坏中也可能有好的地方。片面强调,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从来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的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错误的东西。”
列宁在《政论家的短评》中,把塞拉蒂比作一个臭蛋,但同时他又说:“在向普通工人实际揭露塞拉蒂的一切骗局的艰苦工作中,不要失掉耐心,不要作出太轻率的和最危险的决定:在塞拉蒂说‘a’的地方,就说‘负a’”。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的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留好的,丢掉错的,这是我们在总结经验时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应当把财政工作一切过去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东西,以便争取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