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列宁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4页)孙中山先生自公元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到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为止,历时17年,大小十多次起义。据史料记载,其中主要的有十一次。这十几次起义,参加的人员少则一、二百人,如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等;多的达到几万人,如惠州起义由开始的六百多人发展到后来的二万多人。坚持战斗的时间,少则几天,多至一、二个月。供应这么多人的粮饷、战斗用的枪支弹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同时,革命的组织和宣传鼓动等活动也需要经费。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经费的来源,不过是孙中山先生几个亲友的捐垫。1895年的广州起义,共募集资金3万多元;1900年的惠州起义,共募集10万多元;1907—1908年的六次起义,向日本购买军械、租船接运、革命党人来往川资、给养、抚恤等费用,共用去20多万元;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用去3万多元;1911年广州“3·29”起义支付18万多元。
为了筹措资金,孙中山先生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向广大华侨募捐。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对华侨很下了一番功夫。向他们晓以大义,揭露清王朝统治者的凶残腐朽,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阐明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目的,以期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第二,向外国借款。在辛亥革命前17年中,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奔赴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以求得各国政府及大资本家的贷款和赠与。
第三,发行公债券。孙中山等曾数次举发债券。(1)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之时曾举发债券,规定革命成功之日,以千还百。(2)1904年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并举发军需债券。(3)1904年3月,孙中山抵美,召开救国会议,并举发军需债券,规定以美金计算,以百还十。(4)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发行“千元债券”,每券千元,实收250元,规定待革命成功,还本利1,000元,5年还清。(5)1911年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凡助饷美金5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第四,革命党人个人捐赠和垫款。
上述四种筹款方式,其成效差别甚大。兴中会时期发动的两次起义,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少数兴中会成员的捐款。在同盟会时期发动的九次起义,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华侨的捐赠,这部分款项约占全部经费来源的80%,分布地域也很广。特别是1911年“3·29”起义所耗用的资金,几乎100%的来自华侨的捐助。我国华侨,除极少数的殷实巨富之外,一般都是为了谋生才出国的。其中一部分由于经商、开矿或领垦荒地,逐渐扩大盈利,而上升为殷商富户。他们对因清王朝腐朽而招致的民族屈辱和深沉灾难,感受很深。特别是那些地位低下的店员、工人、教员,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更是深表同情,他们经常节衣缩食,把积攒的钱捐助给革命党人。尤其是那些30岁左右的华侨青年,不仅踊跃捐助,还义务奔走劝募。南洋华侨,自同盟会成立后,对革命贡献很大,不仅提供财力,而且参加武装起义。特别是越南华侨更为踊跃,或募集粮饷,或入伍从军。舍身捐产,参加实地工作的,大不乏人。所以民国肇造之初,孙中山曾以“华侨为革命之母”一语,对华侨给以高度赞扬。
当然,华侨的捐助情况,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如檀香山,曾被誉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后来被康有为的保皇党利用,以“勤王”的名义,骗去了华侨捐款30多万元,使兴中会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损失。再从时间上讲,华侨捐款,在革命党的深入宣传,广大华侨发动起来,革命到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更为踊跃。如旅美华侨在1911年广州“3·29”起义时,捐款为1.4万元,善后捐款2万元,把以往历次捐款加总起来,共为港币5万元;到武昌起义前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即捐美金14万多元。新加坡华侨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华侨富商和上层人士也曾解囊相助。如香港的李纪堂、西贡的李卓峰、曾锡周和马培生等各捐助了数万元。
至于向外国借款,由于各列强正在争夺在华利益,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仅不予支持,反而配合清王朝妄图置革命党人于死地。那时,孙中山经常被某些国家驱逐出境,几乎连国外也不能安身了。即使到了清王朝覆亡的前夕,德、俄等国还在支持腐朽的清王朝。至于日本政府,则采用两面派手法,妄图从中渔利;美国政府则在坐待良机。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向外国借款,也随之成了泡影。至于发行债券,由于兴中会和同盟会尚未树立起最初的信用,所以效果不大。革命党人的捐、垫,如孙中山兄弟、史坚如等多人,变卖家产以助军费;黄景南、李海云等将一生的积蓄或商店存款捐出,以供军需,当时也只是权宜之计。只有华侨,才是孙中山历次革命经费来源的主要承担者。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还得到了国际友人、特别是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时,日人梅屋吉庄就为供应武器奔忙过。《民报》创刊时急需经费,他又提供过资金。以后他还不止一次为革命派的活动捐款。此外,中野德次郎在1900年广州起义时提供过5万元贷款,一日本义侠捐赠了5千元。1907年孙中山被勒令离开日本时,铃木久五郎还捐赠了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