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的研究、“错批一人,猛增四亿”的事实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推广,使大多数人从片面强调“人多好办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片面强调“钱多好办事”的迷信仍象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甚至在国家财政连续两年发生大量赤字的情况下,办事“漫天要价”、要钱“头戴三尺帽”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这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然而,事实是胜于雄辩的。1980年12月29日吕筑同志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富哥儿们’也应搞联合”一文,为打破“钱多好办事”的迷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值得好好读一读。
文章说:“报纸上已经刊登了不少经济联合的报道,令人高兴。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已经实行了联合的大多数都是一方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者是与全民所有制并无实质差别的大集体企业,另一方则是农村社队或街道小集体企业。说得形象一点,大都是‘富哥儿们’与‘穷哥儿们’搞联合,‘富哥儿们’同‘富哥儿们’联合的极少。”“是‘富哥儿们’之间无须搞联合吗?当然不是。”文章接着以钟表、仪器这两个行业为例,说明同农村社队的联合,不论有多少优越性,毕竟要占地盖房,购置设备,培训工人。而同任务不足的生产国防仪表的工厂搞联合,厂房设备几乎是现成的,技术力量要雄厚得多,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然而,他们却‘同富相斥’,很难“结姻”。为什么呢?文章说:“‘同富相斥’的原因就在‘富’上”。我这里引申一句,说通俗点就是因为他们“钱多”。
文章接着论述了“富”的四大弊端:
“第一,‘富哥儿们’因为‘富’,生产不足照样开工资,甚至还能变着法儿发奖金,所以联合的积极性不高。”
“第二,因为双方都‘富’,财大气粗,所以在谈判联合体由哪一方任正职,收入按什么比例分配等细节,互不相让,很难谈拢。”
“第三,大凡是‘富哥儿们’,其上级领导也都‘富’,……这些领导会考虑:同‘穷哥儿们’联合,将来有可能把他们并进来,同‘富哥儿们’联合,弄不好会被人家拉走。因此,即使‘富哥儿们’之间情投意合,只要双方的上级领导面有不悦,也是难成好事。”
“第四,也正因为‘富’,有资金,宁肯重复建设,搞‘大而全’,也不愿去搞联合。”
怎么办呢?文章对症下药,最重要的一味“是尽量少开大锅饭,谁家任务不足就饿谁家的饭,奖金不准发,工资也不要照拿百分之百(注:奖金不发,基本工资还是照发好)。‘富哥儿们’穷了,也就有联合的劲头了。”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文章的作者把这条军事原则运用到经济工作中来了,我看运用得好。
钱多未必好办事,不仅表现在联合问题上,其它方面的事例也很多很多。仅举几例:
基本建设投资,在国家预算总支出中大约将近40%,如果加上更新改造和其他方面基本建设性质的开支,大约占将近50%。论钱,数它多了,是否好办事呢?工期长、造价高、质量差、浪费大,人所共知。大体上,现在两块钱办的事情只相当于过去钱少时一块钱办的事情。这且不说。更严重的是,钱多不嫌多,多年来还形成一种争项目、争投资、争物资,争去以后不问使用是否合理、不问投资效果好坏、不问创造财富多少的坏习气。怎么能说钱多好办事呢?
更新改造资金,1966年以前企业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交,国家集中多,安排拨款少,这方面的钱是少了些。但是,从1967年起,折旧基金大部分留给企业使用,一部分由各主管部门重点使用。粗略估算,从1967年到1980年的14年间,国营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大约有一千几百亿元,相当于1964年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总和。即是说,老账不算,仅这14年间提取的折旧基金就可以把1964年以前企业使用的固定资产全部更新一遍。事实怎样呢?实际上许多老企业设备和房屋陈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据说,相当大的一部分更新改造资金被拉去搞了新项目,搞了“添新”,而不是“更新”,问题的症结恐怕就在这里。论钱,一千几百亿元并不算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设备更新这件事并没有办好。怎么能说钱多好办事呢?
支农资金,《财政》1981年第1期“不再帮倒忙,今后有希望”的调查报告,更说明如果不从实际出发,钱多不仅不好办事,而且还会帮倒忙。
事例还可再举出一些。
当然,这丝毫不是说,钱越少越好。我国搞四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我们必须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讲求经济效果,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这更不是说“富则修”、“穷革命”,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如何过日子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人口多、底子薄、生产水平低的条件下固然不能“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就是将来生产发展了,富裕了,也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勤俭建国的方针永远不能丢,延安精神永远不能丢。在目前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开支都要紧缩一些,但是,只要从“钱多好办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实际出发,发扬延安精神,为国分忧,为四化出力,钱虽少了,取得的效果将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