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1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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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通货膨胀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许多政府伤脑筋的问题,经济学家对此也有不同论点。这里译载的是美国贝内特发表在美国《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这一派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只有一个根源,即政府的财政赤字,是政府要做力所不及的事的必然结果。解决这个问题别无他途,即控制政府开支,消灭赤字。另一派认为要扩大就业,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物价、工资的螺旋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通货膨胀不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应视为常态。以巴赫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派的文章,另外摘译。
一九六九年一套三间卧室的住房价值三万三千美元,现在变成了九万六千美元;十年前一辆家用小轿车价值三千一百一十美元,现在小号的还需要六千四百七十四美元,一位一九六九年退休的人,每年领取退职金和最高的社会保险金(过去十年间保险金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合计为九千美元,现在这九千美元的购买力比一九六九年该人退休时所具有的购买力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
当然,答案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又是怎么回事?那种悄悄地剥夺了我们的生活,在过去四十年中把一美元的价值贬低到只值二十美分的现象的原因何在?
要了解通货膨胀,首...
编者按:通货膨胀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许多政府伤脑筋的问题,经济学家对此也有不同论点。这里译载的是美国贝内特发表在美国《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这一派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只有一个根源,即政府的财政赤字,是政府要做力所不及的事的必然结果。解决这个问题别无他途,即控制政府开支,消灭赤字。另一派认为要扩大就业,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物价、工资的螺旋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通货膨胀不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应视为常态。以巴赫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派的文章,另外摘译。
一九六九年一套三间卧室的住房价值三万三千美元,现在变成了九万六千美元;十年前一辆家用小轿车价值三千一百一十美元,现在小号的还需要六千四百七十四美元,一位一九六九年退休的人,每年领取退职金和最高的社会保险金(过去十年间保险金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合计为九千美元,现在这九千美元的购买力比一九六九年该人退休时所具有的购买力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
当然,答案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又是怎么回事?那种悄悄地剥夺了我们的生活,在过去四十年中把一美元的价值贬低到只值二十美分的现象的原因何在?
要了解通货膨胀,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正在“膨胀”。不是物价(虽然物价正在上涨),也不是工资(尽管工资也在上升)。正在膨胀的是货币供应——通货和银行信贷。一国的真实财富是它的人民所创造的货物和提供的劳务。政府铸造或印制的货币仅仅是这种财富的方便符号。我们以纳税的形式把我们的部分财富交给政府,但是政府一直在花费大大多于我们交给它的财富——迄今,累计达七千六百六十亿美元。此外,它承担的未来财政义务迅速累积(包括社会保险、退休金、公债保证金等),已超过七万亿美元——每个纳税人平均多于七千一百美元。
政府通常使用债务货币化的方法,也就是印制比现有的真实财富所需为多的钞票,来弥补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一种东西越多它就越不值钱这条基本经济规律也适用于美元。正如前财政部长威廉·E·西蒙所说的“美元正在被它自己的政府贬低价值。美元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正在过多地印制它。”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源——注入经济的货币多于经济之所需。
只有我们接受这条基本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象老百姓那样聪明地应付报纸、讲堂和政府天天散布的通货膨胀神话。下面是其中最有害的三则:
神话之一:不断提高的工资和物价“引起”通货膨胀。美国财政部长W·密奇耳·布鲁门撒尔念念不忘这则神话。它列举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就有“工资的确定大大超过生产率和经济的实际增长,而物价的上涨带来了不合理的超额利润。”
在我们的竞争性的制度中,物价和工资主要是不断变化的供求平衡的信号,它发生于美国市场上每天以十亿笔计的交易中。如果在这个制度中只有那么多货币(和信贷),一个企业不能忽视由于任意提价或者向过份的工资要求让步而造成的供给和需求后果。如果它的售价过高,人们会到别处购买,如果工资要求过高,企业必定拒绝支付或者按照新的工资率雇用较少的工人。于是,竞争本身被看作是对物价的约束力量。
但是市场的这一真正纪律却被政府所破坏。为了支付开销和为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一长串社会目标提供经费,政府总是扩大其货币供应。从而它也就助长了工资和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因为人们抱着这样的看法,政府总会制造足够的金钱予以支付。
一旦货币供应不断迅速增加,一些时候过后,物价本身就会扶摇直上。人们不再储蓄,有钱就花掉,以防日后物价的上涨。工会谋求签订带有生活费条款的合同。银行界把钱贷出,收回的却是不断贬值的美元,于是坚持较高的利率。
如果说工资不断上升引起通货膨胀,那么西德就应该是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了。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十年间,德国工人的工资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六,而通货膨胀率每年只有百分之四左右,这是因为政府保持货币供应与经济上实际生产的财富相平衡。同一时期,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一,几乎全被每年百分之六强的通货膨胀所吞噬。事实是,工资的增长,大部分为抵销政府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只在某些情况下,工资提高才过了头。
对上涨的物价作何解释?把一九七三年石油禁运带来的石油价格暴涨描绘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流行的看法。但是这一点是完全不真实的。高石油价格增加了财政负担,但它显然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
可以研究一下日本和西德在禁运期间的经验。与美国不同,两个国家几乎完全依赖外国的石油。但是,在禁运期间,两国都遵循了谨慎的财政政策,缩减预算赤字并对货币供应加紧了控制。结果是,两国的通货膨胀率都下降了,而美国,当政客开动印钞机来填补不断扩大的赤字(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共计一千三百零九亿元)时,却猛升百分之十二点二。这才是美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阿拉伯人扭紧石油龙头的手。
神话之二:对工资和物价加以管制将“消除”通货膨胀。这种流行的错觉是以神话一为其根源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强行物价管制已经反复进行过两千多年,但总是以失败售终。”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三百零一年的一场厉行物价管制的无效努力中,曾使用死刑。处死的人以千计,而经济几乎崩溃。
一七七五年,大陆会议(按:指美国独立战争)通过授权发行一种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的办法,寻求为新诞生的政府筹措偿债资金,随之而来的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宾夕法尼亚立法机关企图用物价管制来挡住它。许多农民和商人拒绝按管制价格出售。物资短缺蔓延。一七七七到一七七八年在福治山谷过冬的军队不能得到急需的供应品。约翰·亚当斯写道,军队的困苦,主要是由于“限制物价的无远见的法案…〔这个法案〕如不废除将毁灭这个国家并招来一场内战。
象这样一些历史经验突出表明了工资和物价管制的众所周知的缺陷。这种管制,第一,造成物资短缺许多企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按照人为的定价生产;第二,引起质量下降。从前的“规格”特色变成了昂贵的额外收费;第三,管制本身不断地遭受失败。黑市滋生。第四,需要一个庞大的和开支浩繁的官僚机构来进行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长的一次物价工资管制——物价管理局雇佣了六万五千名官员这些人指挥了另外一支三十二万五千人的“物价管制义勇队”。
但是,最糟糕的是,尽管管制可能制造一种行之有效的假象,它只能暂时压低工资和物价,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却在不断积聚。一旦管制解除,市场价格猛跳以达到其自然水平,随之而起的往往是一种更明显更具破坏性的通货膨胀。
美国最近一次管制尝试,尼克松行政当局一九七一年八月开始的“一、二、三、四阶段”计划,集聚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货膨胀压力。当管制着手实施时,消费品价格上涨率已在下降,这是约翰逊行政当局末期削减货币供应的结果。但是在管制时期,消费品物价指数却开始急遽上升,到一九七四年年中几乎达年率百分之十三。与这场灾难混杂在一起的是一些事件的恼人影响——世界范围的农业歉收和阿拉伯人的石油禁运。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些因素导致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通货膨胀。事实是,尼克松的管制是个门面,它掩盖了政府开支的急遽增加。
为什么那时政府掉转头来对工资和物价实施管制却常常得到大众的支持?(最近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约有一半的回答者赞成某种形式的管制)弗里德曼的看法是,要求管制的叫喊,“既不是根据经验,也不是根据分析,只不过是一种‘看在上帝面上让我们干点什么吧!’的呓语。”但是,如果这个政府一方面强制实行管制,另一方面却继续债台高筑,只好印制更多的钞票来支付帐单,那么管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神话之三:通货膨胀“人人有份”。按照卡特总统的说法,“说什么政府自己能够制止通货膨胀,那是神话。在这场全面努力中,成功还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营部门的行动决定的。”
尽管总统的主张与某些通货膨胀的理论是一致的,却与经济史和实际经验的明显例证不符。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政府掌握有效的印钞机,靠它可以印制绿色纸币(美钞)。因此,政府,只有政府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经济记者亨利·黑滋利特指出,一九四〇年以来美元价值一直下降的趋势是与美国货币供应的惊人增长为侣的。一九四〇年年初,美国市场流通的货币和银行保证金合计为五百二十七亿美元,到一九七八年一月,货币和银行保证金合计为八千一百五十九亿美元,计增加十四点五倍。
西欧国家的通货膨胀照例走在前头,只有两个明显的例外——西德和瑞士。西德把其通货膨胀率保持在每年百分之四上下;瑞士近年来则低于百分之二。两国在严格控制预算和货币供应方面,都表现出政治勇气和公众的纪律。
在战后年代里,有三个把通货膨胀置于控制之下的主要事例。西德在一九四八年做到了这一点——拒绝通过不断扩大赤字的办法来开拓通往繁荣之路。美国在一九五三年做到了这一点,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导下,采取了谨慎的财政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率在其执政时期每年只有百分之一点四。法国在一九五八年取得了这一功绩,当时查理士·戴高乐把政府预算赤字压缩了一半。每一个事例,都是通过剧烈削减政府开支和相伴随的放慢货币机器的转动。
遗憾的是,不论是美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坚持下去。政客们的老偏好——予(社会福利)而不取(征税)——顽强地表现自己。美国人现在面对的是五千余亿美元的预算(其中六百余亿元,政府只能以制造更多的空头货币来支付)和汹涌的通货膨胀,一九七八年夏天通货膨胀年率几达百分之十。
卡特总统一九七八年十月公诸于世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强加给工商企业和劳工的工资和物价指导方针,好象他们是问题的起因似的。黑滋利特评论道:“总统的确承认财政赤字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对消除赤字作出承诺——他允诺的只是在一年时间内减少赤字。这一点实际上是肯定了我们的通货膨胀将会继续。”
清除这些神话以后,人们就会发现,停止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不折不扣地停止膨胀,即停止扩大货币供应,不使它超出国家从事生产的实际能力;停止假装我们具有比我们实际上具有的更多的钱;停止搞那种只能用不兑现美元偿付的庞大赤字。
美国不能指望毫无痛苦地摆脱它陷入其中几达四十年的通货膨胀的困境。范围广泛的计划势必削减;失业可能暂时增加。但是,正如经济史学家和货币专家唐纳德·凯默勒警告的,“一个国家只是因为制止通货膨胀在政治上是痛苦的而不去制止它,从本质讲,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破产。作者拉尔夫·铌·贝内特
译者 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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