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月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东西时，无意中发现收藏间里有两大箱子书，我端起其中的一个箱子一抖，一本本的《中国财政》落在地上。父亲虔诚地拿起一本用手轻轻摩挲着，他若有所思的哀伤似乎想起了什么，而我的眼前又重现着一幅熟悉温暖的情景：灰黄的电灯下，父亲在桌前读《中国财政》，母亲在身旁做着针线，间或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看过的杂志一年一整理，父亲按月排序后交给母亲，被整整齐齐码在箱子内。母亲不识字，但她最敬仰读书人，这份恭敬更来自于对父亲的深爱。温暖仿佛昨天，母亲已不在。回头看父亲：除了我们，他还有《中国财政》的陪伴，泪水不觉模糊了双眼。

1976年公社组建财政组，父亲以全公社大队会计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身份被录用，我们全家为他欢呼雀跃，那一年他42岁。

记得我上学时下午放学后都去父亲办公室写作业，他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一张三斗桌一张单人床，收拾得很整齐，桌上一沓报表靠墙放，最上面是报纸和算盘。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两本叫《财政》的杂志，彩色的封面我很喜欢，心想用它包书皮再美不过了。说干就干，不一会儿一本书就包好了，为了好看还特意把“财政”两个彩色大字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正得意时，父亲从门口进来了，还没来得及向他汇报我的成果，头上就挨了一下，火辣辣地疼。“谁让你把这书拆开的？”他大声呵斥，“这是我前几天去县财政局开会时向他们借的，说好看完还给人家的，这下怎么归还？”我长这么大，父亲从来没戳过我一指头，见我抽抽搭搭地哭，他的语气缓和下来。“不要哭了，爸不该打你。”他为我擦着眼泪说，“这杂志你可以看，但你不能破坏它。”说着将我揽入怀中，我瞅着那没了封面的杂志，知道自己确实错了，从此却记住了它的名字——《财政》！

后来父亲单位也开始订阅《财政》，我经常看见夜深了父亲还在灰黄的电灯下抄呀写呀，一个绿色的塑料皮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抄满了乡财政管理、预算管理、农业税管理等内容，几年下来积沙成塔，他不但做了许多笔记，还把特别好的文章做成剪贴本分类归纳，内容一目了然，业务能力突飞猛进。父亲被调到一个财政所当所长。

我中专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愿望转行到了他热爱的财政系统工作，在一个边远的小镇，吃水靠提，用电靠发，下乡三面坡，全凭两条腿。每次回家给父亲诉苦，他总是笑眯眯地说：“现在吃些苦，对你以后有好处。”并反复叮咛一定要恪守财政人的职责，诚信务实、不做假账，更要多学习业务书籍，不懂的多向老同志请教，分别时总要给我带上几本《财政》、《财务与会计》等刊物。在父亲的叮嘱下，我认真学习，迅速掌握了财政知识，从外行顺利过渡为一名合格的财政所干部。几年下来，我的工作能力大大提高，财政所的工作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还被评为财政系统的先进个人，撰写的文章相继获得陕西省财政系统二等奖、延安市一等奖。

父亲工作的乡镇离家更远，回一次家要先坐班车到县城住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再转车，一个来回光路上就要花四天时间。他平时尽量少回，只在春播秋收时在家多待几天，把地里安顿好以后就立马回单位。他为了省钱常在亲戚家里凑合一晚。有熟识的人曾问他：“你一个财政所长，管着那么多钱，住一宿招待所才五元，加上来回的车费也不过十元钱，差旅费发票单位还报销不了？何必受那份罪！”他却坚定地说：“我是管钱的，但管的是公家的钱，私事和公家根本沾不上边嘛！”因此落了个“老实人”的称号。

八十年代乡镇财政比较困难，收入主要靠农业税收。父亲所在的乡镇山大沟深、村庄偏僻，几十里的山路年轻人下乡根本不敢走，他就自己步行去，而且一去就是十几天，等到收完再回到单位时一双布鞋已经穿破了。朋友曾戏谑他：“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烧炭的，仔细看却是财政所的。”就这样，他们财政所年年都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且当选为先进单位，而他自己也连年被评为财政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并被破格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退休以后父亲仍然坚持阅读，多渠道了解财政动向，为我的工作出谋划策，每次回家我都给他带回一些新的《财政》杂志，他总是欣喜地接过，爱不释手地翻阅，还笑着说：“只要有《财政》看，就不会落伍掉队！”父亲在财政系统只工作了短短的20年，而在退休后的20年里他没有一天不关注国家财政的变化，《中国财政》像一扇神奇之窗为他打开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窗外有他的不舍和眷恋，也有一个老财政人的中国梦。

2016年10月《中国财政》迎来60华诞，伴随着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她将更加成熟稳健、越走越好。80岁的老父亲身体仍然健康硬朗，给财政所义务看大门搞收发只缘于对财政工作的热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发挥余热。他抱着一摞《中国财政》，像抱着馨香的婴儿，分发给科室时脸上的皱纹舒展得像一朵盛开的雏菊。

父亲，只是千千万万个财政人中的一个，普通得走在人群中就找不见了，然而正是他这样平凡的财政人凭着对财政事业一往情深的执着，在时代的洪流中推动着财政改革的浪潮不断向前，而幸运的是有《中国财政》始终一路相伴……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