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1 作者:朱尔茜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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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供需结构演进走过了一条符合世界各国一般规律的道路,供需结构总体合理匹配。近年来,市场供需出现一些新的趋势性变化,供给质量和效益提升滞后于需求转型升级的问题日益凸显。这既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有关,也有深刻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扭曲因素,需要在深入分析我国供需结构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采取一揽子措施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分析
1978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1978—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6%。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供需结构也历经变化。
(一)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经历了1978—1982年的恢复性提高后,总体呈连续下降态势,由1982年的33.0%降至2015年的8.99%。第二产业比重长期在40%—50%之间波动,1978—1996年经历第一轮起伏,1997—2006年经历第二轮起伏,2007年起总体呈连续下降态势,2015年已降至40.5%。第三产业比重在经历了1978—1982年的短暂下降后,总体呈连续上升态势,由1982年的22.5%升至2015年的50.5%。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步主导了国民经济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供需结构演进走过了一条符合世界各国一般规律的道路,供需结构总体合理匹配。近年来,市场供需出现一些新的趋势性变化,供给质量和效益提升滞后于需求转型升级的问题日益凸显。这既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有关,也有深刻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扭曲因素,需要在深入分析我国供需结构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采取一揽子措施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分析
1978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1978—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6%。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供需结构也历经变化。
(一)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经历了1978—1982年的恢复性提高后,总体呈连续下降态势,由1982年的33.0%降至2015年的8.99%。第二产业比重长期在40%—50%之间波动,1978—1996年经历第一轮起伏,1997—2006年经历第二轮起伏,2007年起总体呈连续下降态势,2015年已降至40.5%。第三产业比重在经历了1978—1982年的短暂下降后,总体呈连续上升态势,由1982年的22.5%升至2015年的50.5%。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步主导了国民经济发展,并且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这符合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是“主动”与“被动”交互作用的结果,甚至“被动”因素比“主动”因素更重要。一方面,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势头较好,服务业已稳居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是稳定增长的主动力、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另一方面,传统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严重过剩行业产品产量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换挡,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等重大投资板块增速回落。目前新经济、新动能在规模上还难以与传统经济、传统动能等量齐观,支撑增长、带动就业、促进转型等方面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发挥。
(二)需求结构总体合理
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在50%—65%左右波动,1978—1994年经历第一轮起伏,1995—2010年经历第二轮起伏,2011年起总体呈连续上升态势,2015年已升至52.4%。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在30%—50%之间波动,1978—1988年经历第一轮起伏,1989—1993年经历第二轮起伏,1994—2004年经历第三轮起伏,2005—2011年经历第四轮起伏,2012年起呈连续下降态势,2015年已降至44.2%。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多数年份在0—10%之间波动,少数年份为负值,“十一五”期间先升后降,“十二五”期间总体平稳,2015年比重为3.4%。
内需始终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明显下台阶,由以往的60%左右降至50%左右,与此同时,投资率由35%左右升至45%左右,消费与投资比例存在畸轻畸重问题。第一,受全球化进程影响,本世纪以来我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明显,不少海外投资向我国转移,相应增加了社会投资。第二,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催生了大量投资需求。第三,由资源配置扭曲和体制机制弊端带来的一些重复建设、盲目投资、过度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投资率。消费率偏低则与我国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三)供需失衡渐趋突出
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处在供不应求、发展供给的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资短缺和匮乏释放出大量需求,市场只要能提供商品,基本不用考虑销路问题。但到2010年前后,供需匹配状况出现趋势性变化。一方面是总需求疲弱、需求结构变化,另一方面是产能严重过剩、生产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足,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际环境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提供需求、新兴经济体提供供给、资源富集国提供能源资源的“三角循环”被打破,美欧国家居民储蓄行为变化,导致全球消费市场明显缩小,我国30多年形成巨大的外向型产能,随之出现明显过剩。第二,国内条件变化。过去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质变,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劳动成本快速上涨,我国生产综合成本接近发达国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逐步上升,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退潮”,供给体系和结构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花色、品种、质量满足不了需求,居民境外消费持续高增长。第三,宏观政策偏差。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由于外需掌控不了、消费是个慢变量、民间投资短期难以启动,需求调控政策最终只能聚焦到扩大政府基建投资。结果是既没有从根本上启动经济增长,又加剧了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供需难以实现良性循环。总的来看,当前我国供给体系仍是一种面对外需市场和中低收入水平的体系结构,迈向中高收入的、适应橄榄型收入结构的供给体系还在探索形成中,供给体系的适应性和创新力远无法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
未来我国供需结构演进的总体定位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世界经济环境复杂严峻,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时势总体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确定供需结构演进的总体定位,应充分考虑三个方面的基本背景:一是保持经济增长,顺利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二是资本、劳动等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以及制度环境、创新能力、科技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三是国内市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全球总需求不振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
在此大背景下,未来我国供需结构可能继续依赖当前路径:第一产业比重基本稳定、第二产业比重趋势性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趋势性上升;消费率逐步上升、投资率渐趋下降、净出口率稳中略降,这种趋势符合世界各国一般发展规律。总的政策基调是:
(一)确保供给结构“三升二降”势头不逆转
不论是在当前工业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或是今后新经济、新动能替代传统产业阶段,都必须保持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这既是一些国家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获得优势的重要经验,也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刻教训。当前,世界产业技术和分工格局正处在调整变革中,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信息技术与各领域技术深度融合,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在现代服务业,方向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当然,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应是一个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然过程,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政府不能重回替企业定项目、定投资、定技术、定产品的老路,否则有形成新一轮过剩产能的风险。
(二)着力调整内需中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
新常态下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保持消费相对较高的增速,对稳内需、稳增长尤为重要。同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费增长也必须与经济增长保持协调同步。针对当前我国内需结构中的消费与投资轻重不均问题,有必要认真吸取过去扩大投资挤占消费的教训,逐步提高消费率。在稳定传统产品消费的同时,重点关注新的服务消费,如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的消费,着力提高消费质量,引导消费向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当然,消费的增长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财政再分配政策,只适用于解决消费中一些不合理的结构性问题,不能把消费增长建立在财政扩张的基础之上,否则有陷入欧债式危机的风险。
(三)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突出,要解决深层次问题,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建设制造强国,是提升经济供给水平的核心。着眼于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适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引导制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增加服务环节,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更好结合起来,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益,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高品质需求。当然,推动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应加减乘除并举,特别是在不少行业产能已达到峰值的条件下,应下决心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优胜劣汰。
推动供需结构合理匹配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供给结构方面
第一,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村现代化道路。第二,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适应世界经济调整的新趋势,加快推进全球化峰值时期形成的绝对过剩行业产能调整。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工序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升级延伸,突破国际分工低端锁定和“比较优势陷阱”。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标准,严格产业准入条件,实现从高耗能、高污染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转变。第三,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和人本发展型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适应制造业调整转型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研发设计、软件开发、大数据、云计算、系统集成、现代物流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适应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大力发展健康养老、旅游休闲、运动健身、美容美体等现代生活性服务业。
(二)调整需求结构方面
第一,继续努力稳定外需。通过创新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不断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继续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努力保持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主要出口市场所占份额不下降的同时,大力开拓非洲、东欧、俄罗斯和拉美新兴市场。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同时加快产业、企业、装备“走出去”步伐,推动全球布局大战略。第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政府人力资本投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初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机制,形成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支持创业促进就业、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调整优化住房保障方式等,扩大基础设施的完善配套和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第三,积极鼓励社会投资。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投资严格限定在非竞争性公共领域。同时创新政府投资机制,改变靠政府计划行政化确定投资项目的方法,积极设立政府性投融资基金,按照市场通行方式实现具体项目的筹划、建设、运营,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大力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领域。
(三)实现高水平供需平衡方面
第一,加快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第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建立市场导向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理顺政府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强化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体系建设,推进产学研结合,提高研究成果转化率。实施促进人力资本素质提升的政策措施,创新考试招生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壮大高技能、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培育能够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技术开发能力强,熟悉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第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结构优化调整和环境资源保护的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全面放开水、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交通运输等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健全有利于结构优化调整的财税制度。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金融市场体系,重点是促进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交易所市场与“新三板”等柜台交易市场协调发展。统筹推进国企、社保、农业、土地、教育、科技、户籍等领域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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