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七年至今，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艰难，分化加剧，仍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欧元区经济复苏疲弱，日本复苏后续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长失速，反倒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复苏势头相对稳固。特别是近三年来，美国GDP平均增速超过2%，2014年三季度甚至高达5%，失业率也从最高点10.2%一路直降至5%。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的大环境下，美国一跃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本文将简析美国经济化危为机、“一枝独秀”的原因并分析其潜在风险和未来走势。

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原因简析

1.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强劲，外部干扰有限

GDP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美国经济高度依赖消费支出，以2013年为例，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68.4%；而投资对GDP的贡献约为15.9%；政府支出相对稳定，为18.6%；净出口则为-2.9%。消费支出毫无疑问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消费支出总体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2014年3月甚至出现了2009年以来最高1%的环比增幅。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在2009年以来呈明显增长态势，特别是受楼市情况好转、股市连创新高等因素提振，今年美国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突破100大关，是2009年初的4倍。稳固增长的个人消费支出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虽然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外部需求疲软对美国出口产生一定影响，但对GDP增长的干扰相对有限。

2.宏观经济政策把握了市场和政府、自由与监管的“度”

回顾美国的经济思想史，自由主义思想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历次经济危机的出现与应对危机的需要，政府干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性开始逐渐显现。政府和市场的博弈得出了一个可靠的结论：危机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危机爆发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弥补漏洞、控制风险，为市场机制发挥自我修复功能争取时间、创造条件。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基本做到了临危不乱，出台了规模空前、覆盖全面的刺激措施。

财税方面，美国在2008—2012年间先后出台了规模达8080亿美元的《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规模189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失业保险重新授权和就业机会创造法案》和规模1250亿美元的《中产阶级税收减免和就业创造法案》，还出台了“旧车换现金”、《临时工资免税延长法案》等中小规模刺激措施。货币和金融方面，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至0%—0.25%之间；从2008年11月开始，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出台全面金融改革方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强化金融监管。社会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推行了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住房改革。产业政策方面，先后推出了“重振制造业”、“选择美国”以及“出口倍增”等计划，并给予新能源、大数据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大量政策支持。

整体上看，除了对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外，奥巴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做到了不缺位不越位，既保证了宏观政策能为微观行为提供积极的引导和良好的环境，又通过延续性的政策安排和有效的沟通机制为市场创造了稳定的政策预期。即使是面对“二次探底”、“政府关门”等挑战，美国经济也基本延续了宏观政策的适度性和稳定性。

3.就业市场稳步复苏，长期增长的基础得以巩固

在金融危机爆发伊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就牢牢盯住就业这一核心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先后在2010年12月和2012年6月出台了《税收减免、失业保险重新授权和就业机会创造法案》和《中产阶级税收减免和就业创造法案》，总支出超过3000亿美元。事实证明，近三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始终好于预期，虽然经济增长在不同季度略有反复，但失业率自2012年以来始终呈稳定下降趋势，今年10月份失业率已降至5.0%，创2008年以来新低。而持续降低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今年出现回升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看好经济形势，愿意加入就业大军。就业数据向好，既显现出美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又为中长期更坚实的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

4.科技创新为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

美国经济内生动力强劲，除了结构上高度依赖消费支出外，也离不开科技引领增长的创新驱动模式。从宏观层面来看，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国家竞争力的需要；在微观层面，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创新，能有效促进就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美国创新体系的独到之处在于，政府始终坚持在市场框架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即通过提供法律保障、知识产权保护、财政资助、税收优惠等方式构建有利创新的外部环境，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塑造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

自2009年奥巴马提出“重振制造业”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工作机会》、《美国创新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等多个纲领性文件，研发支出也在削减赤字和支出缩减的大背景下始终保持在1300亿美元以上，大数据、页岩油、生物技术等领域先后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此外，联邦政府还通过出台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STTR），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SBDC）等方式有效推动了高新技术的扩散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5.金融霸权与贸易主导权带来的优势地位

美国牢牢掌握着国际金融霸权，并意图通过规则设计，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抓手抓牢国际贸易主导权。

客观来说，危机可能从声势上暂时打压了美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其霸权地位。反倒是美国的潜在挑战者们，在危机中普遍遭到了反噬。从金融地位看，美元的最大挑战者是欧元，但经济危机让欧元区陷入长期挣扎，危机下欧元区各国“貌合神离”的软肋被无限放大，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大不如前。而从经济地位看，作为美国的潜在挑战者的新兴经济体更无力抵抗美国的金融霸权。无论是过去几年的数轮量化宽松还是近期出台的加息，新兴经济体要么直接扮演危机接盘者的角色，要么饱受美货币政策外溢性的干扰。从2008年11月开始，美联储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了高达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凭借其金融霸权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通过量化宽松成功地将危机的影响向外转移，并在全球复苏利益分配过程中占据了主动。

未来走势预测

1.短期走势

今年一季度，受海外需求低迷和冬季严寒气候的影响，美国出口、非住宅固定投资和地方政府支出数据出现下滑，GDP同比增长仅为0.2%。但一季度GDP走低主要是受严寒天气、出口萎缩、油气投资减少等因素影响，综合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向好、家庭实际收入明显增长、消费者信心维持高位等因素，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并无明显改变，二、三季度GDP增速出现明显反弹，分别为3.9%和2.1%，延续了近几年“低开高走”的态势，短期内仍将继续温和扩张。

2.中长期走势

美国经济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和复苏，业已具备了稳定增长的基础，但中长期仍须特别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政治周期的临近。2015年将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完整年度，2016年美国政治将进入总统选举季，这是危机后首次进行的最高权力更迭。考虑到近一两年内，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将进入复苏和增长的关键期，国际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也将进入深度调整期，且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2016年大选对两党来说均不容有失，今明两年美国政坛必将充满激烈的党派博弈和深层的力量对抗。对民主党来说，经济增长、就业改善无疑是争取选民的王牌，今明两年奥巴马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仍将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主，一些有助于结构性改革和长期增长的措施或将因“激励不足”而滞后，甚至不排除奥巴马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透支长期增长或美联储出现“政治化”的可能。而对共和党来说，参众两院已在掌握，有能力对奥巴马政府形成更有力的制约，并力推共和党的竞选理念。未来政府和国会博弈加剧或将导致经济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大打折扣，潜在的经济风险如得不到及时应对，将会对经济中长期增长形成威胁。

二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2014年10月，美联储如期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的重点转向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得益于美国经济稳固复苏和劳动力市场明显改善，美联储近期宣布加息，美元或将延续近一年来明显走强的态势。短期看，货币政策正常化已形成稳定预期，加息对美国增长、就业和通胀指标的短期影响总体可控。但中长期看，加息将使美国经济增长失去货币政策支撑，带动美元进一步升值，给中长期走势带来不确定性。可能的负面影响包括：进一步恶化美国贸易和增长状况，今年一季度，强势美元的影响已开始显现，萎缩的出口已将GDP数据至少拉低了1个百分点；影响美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利润和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增长和就业；压低能源和进口商品价格，加剧通缩风险，使通胀率难以在中长期达到2%的既定目标。

几点思考

1.美国经济稳定增长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是利好

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如加大财政支出，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等。这些同质的措施在其他国家收效甚微，但在美国却效果显著，也说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确有其独到之处，值得借鉴。美国经济表现稳健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除中国之外又多了一个重要的拉动力量，全球经济走出危机、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又多了一个积极因素。诚然，我国须高度警惕美国“内视性”的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以及货币政策外溢性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经济实力增强后同我国展开合作的意愿降低。但从世界经济全局看，美国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增长和我国外部环境的改善有积极意义。

2.顶住下行压力须激发内生动力

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主要经济体普遍疲软之际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靠的是稳定的内生动力。为摆脱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非常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重振制造业”、“选择美国”等一系列措施打造新增长点；同时，着力改善就业市场和社保体系，确保消费支出稳定。

对比来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也正是由于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新的内生动力尚未完全形成。今后的增长无法过度依赖外需的支持，只能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激发内生动力。内生动力一方面体现在稳定的内需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创新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升级。激发内生动力，就要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使内需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特别是在当前出口的支撑作用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应重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加快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

3.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到对症下药、行止有度

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原因，除了经济增长内生性强、超宽松货币政策、创新和技术革命等因素外，政府在促进复苏和增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快速反应，果断出台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增长，同时大刀阔斧地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管控华尔街“任性”的资本，重振金融体系的功能和活力。特别是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适度和有效，及时性和专业性更强。

对我国而言，宏观经济政策应紧紧盯住经济形势，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加力增效、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并做好预研、预判和预案准备，在新常态下发挥好财政调控作用。

4.积极争取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和规则制定权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凭借其金融霸权和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以较小的代价化转了危机，并在发达经济体中第一个走上稳固复苏之路。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和外汇储备大国，经济实力尚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影响力，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有待增强。

为此，我国应积极践行“大国财政”理念，要在搞好本国经济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财经外交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将经济实力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在主要经济体对我国倚重加大的新形势下，积极发挥市场和资金优势，一方面经营好“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和新平台，用新机构和新机制倒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实现由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和遵循者向引领者和制定者的角色转换。特别是近期，TPP谈判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各成员国国内审批程序，我国应在密切关注TPP进展的同时，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FTAAP）以及双边自贸区的建设进程。

5.加强中美务实合作，共同引领新一轮增长

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实力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国际经济治理上仍占据绝对主导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成事实，但增长还不稳固，且面临发达经济体政策效应外溢等共同的外部挑战。在新形势下，通过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的合作，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各自和全球性经济问题，才是互利共赢的首选。

中美作为近期经济增长较为强劲的两个主要经济体，也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潜在的“双引擎”，应继续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等双边协调机制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治理机制，加强政策协调，妥善管控分歧。创新、深化和拓展双边合作领域，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加强两国在新能源、先进制造业、大数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将中美合作的“蛋糕”做大，共同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增长，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丰富务实的经济内涵。

责任编辑 黄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