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第一次走进聂震宁办公室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会为他满满一屋子的书发出惊叹。“读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信仰，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我实实在在是靠着个人的阅读成长起来的。”聂震宁说。

书香记忆

“我刚念完初中，文革就开始了，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是上山下乡插队劳动，等到走出农村，已经二十多岁了，人生学习的最好年华就这么过去了。”回忆起从前，聂震宁的话语里略显酸楚，但是很快，他的嘴角又扬起一丝微笑，“但那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的阅读习惯使得我在学习上没有完全荒废。”

由于母亲曾当过教师，聂震宁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当年母亲每晚临睡前读的书，被十一二岁的聂震宁在母亲入睡后一一接过跟着读。这些书都是母亲从县图书馆借回来的。上初中后，学校图书馆里有丰富的藏书，被饥不择食的聂震宁读过许多。有时，为了买一本自己喜欢的新书，他还偷偷去工厂挑砖、扛木头挣钱。《红岩》、《青春之歌》、《家》……沉浸在悠悠书香中的少年似乎忘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的艰辛。

初中毕业后，在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涌中，聂震宁到农村插队。白天他和农民们一样顶着骄阳劳动，但到了晚上，人人都累得倒头就睡时，他却还偷偷地，常常熬到半夜。不仅仅看他喜欢的文史哲类书籍，他还在自学高中数理化课程。“其实那时并没有任何消息说要恢复高考，我只是觉得不能让自己仅仅停留在初中文化知识水平。”聂震宁说，“那时还有几个跟我一样热爱读书的知青，我们之间互相借书阅读。后来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出版事业上有些成就，实在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

读书多了，加之当时的生活经历，聂震宁觉得有了不吐不快的欲望，他开始尝试写作，发表文章。很快，他因为“笔杆子”厉害被县文化局招收。后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办首届作家班时，聂震宁成为当年广西地区唯一一名被录取的学生。

“正因为有这样的个人心路历程，我才努力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出版家。能够写作、出版曾经可望不可及的书籍，这一辈子就够满足的了。又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职业感觉，我写作比较认真于文字，生怕被人读出不足。我做书也比较认真于内容，担心被读者批评。我希望把文章写好，把书籍做得受欢迎。”聂震宁说。

以书为业

在连续创作了《长乐》系列小说以及《暗河》等中篇小说名篇并获得各类奖项后，聂震宁渐渐有了名气，但他却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书籍的出版。在担任漓江出版社副总编辑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约请冰心担任总主编，萧乾、袁行霈、黄宗江、李凌等担任分册主编，开展大型丛书《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的编撰工作。该丛书1991年获得了当时全国图书最高奖——“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从漓江出版社社长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在出版工作中的种种突出表现和业绩，使聂震宁获得了全国出版行业最高奖——韬奋出版奖，并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和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从爱书，写书，到以书为业，聂震宁将一片心血都倾注在书中。

2003年，全国政协第十届一次会议上，聂震宁提出了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的第一个提案，是关于为出版走出去提供国家财政支持的建议。建议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建立一项版权输出补贴经费，适当补贴我国输出到国外的版权项目，鼓励和帮助国外出版机构使用我国的版权。这项提案得到了相关部委的采纳，后来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国家出台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在2004年的十届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建立出版发展基金的建议，这个建议推动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建立。近年来，国家出版基金为一些重大出版工程的完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进入后期成书制作阶段，出版费用短缺，我在2008年的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国家应予以经费支持的建议，财政部的采纳使这项重大出版工程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前得以完成。在2011年的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我提出关于将《新华字典》纳入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的建议，到2013年得到财政部、教育部的采纳，为全国1亿多中小学生人手一册配发了《新华字典》。”聂震宁说起这些年来他在图书出版和阅读推广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滔滔不绝，“近十年来，了解到国民阅读状况不佳，我觉得作为出版人，应当要为此发声，要出力，这是份内应有之事。全民阅读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问题，出于履职的要求，我在这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热情和精力。”

财政助力书香中华梦

近年来，全民阅读越来越受到重视。2007年，中央11部委联合向全国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进全会决议。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进报告，使得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201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现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省区城市已经超过700个。

“在2013年的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我参与了115位政协委员《关于把全民阅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中有一条建议是建立国家全民阅读基金。相信这一建议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有可能得到采纳。”聂震宁说。

“开展全民阅读，责任在各级政府，因为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开展好全民阅读，财政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中国历来是诗书礼仪之邦，对书籍一直有着很好的价值认同和亲和力，因此，在这方面财政投入要用到点子上，就会收到很好反响。我说的用到点子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有好书读，二是有方便的地方读。我认为，财政投入的最好办法是市场运作、政府买单。”聂震宁认为，推广读书、打造书香社会离不开正确的财政投入方式。

进入到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正在大规模地覆盖人类的阅读，而全民阅读的呼声也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这两个重要的阅读现象几乎同时出现，在造成了人类阅读历史的新气象的同时，也带来了阅读的新问题。

聂震宁说：“全民阅读的本质意义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读书日的宣言，那就是希望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我觉得这是阅读的最高境界也是最低要求。中国古人说‘开卷有益’，也是鼓励人们以读书为最低要求，只要读就是有益的。在我看来，全民阅读可以包括各种阅读目的，有读以致学、读以修为、读以致乐，都是正当的追求，但最基础的还是读以致乐。在一定意义上，全民阅读最大的目标就是人人读起来，让阅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希望通过全民阅读，改善全民的精神生活，涵养全民的精神气质，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铸就国家的文化根基。如果说在中国，目前能够使得更多的人都能读起来，那还就是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人人低头读东西，这不是新气象是什么？”

“然而，这也是阅读的新问题，那就是低头读什么。得承认，现在大家低头读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微博、微信以及少量电子书。这当中有读短篇美文、随笔、信息、趣闻，有读视频、微电影，也有读电子书里的长篇小说、纪实文学。这应当说总比不读要好。而且生活节奏那么紧张的当下，生活时间被碎片化得很厉害了，大家利用碎片化时间读一点有益的东西有何不可？只是，如果绝大多数人整天只读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开卷有益，闭卷即忘，也还是有点儿肤浅化。作为人的全面成长，还是要有些深刻完整和厚重地阅读，那就要读一些完整的书。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完整地读完一本名著，你会终身难忘，也就是说终身受影响。这有点儿像造房子，读名著是打桩，碎片化阅读是砌墙、安门窗或者装修，只有后面这些活可造不成像样的房子来。我也还做过一个比喻，读名著是吃正餐，读碎片化东西是吃零食，不能搞错了。”

“应当说，整体化、碎片化，都是阅读，社会应当善待各种阅读方式，同时要坚守人类阅读认知规律，正餐和零食，打桩和砌墙，都要善待。既不要让全民阅读变成全民读屏，也不要贬斥普通民众的碎片化、移动化阅读。今年4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一个长篇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出‘忙时读屏，闲时读书，全民都以读文读图为快乐生活’。这一提法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因为现在读屏的人太多了，我这么一说，大家好像都很高兴。不过，高兴之后也要记得闲时读书就好。”说到这里聂震宁下意识地拍了拍他桌上那一摞厚厚的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