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低迷状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企业利润下降。为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国家三次降低利率。但由于我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投融资体制尚不健全，致使货币政策效果甚微。后来，财政增发1000亿元债券，加上1000亿元配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经济增长上升了两个多百分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仅靠扩大财政投资这一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并非长久之计。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更加重视运用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拉动的。出口占GDP的比例一般不会太大，而且出口需求受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诸多因素决定。在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中，只有消费的有效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动力，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效应在50%以上，况且投资需求也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消费是生产的根本的和唯一的目的，没有消费，生产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生产也对消费有导向和刺激作用，但这种作用能否实现最终要由消费行为来决定。所以，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目前，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1）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5年全国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比1988年的基尼系数高出7个百分点。1995年我国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额占全部人口消费总额的47.5%，而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额只占总消费额的5.5%（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这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人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消费能力不够。这点可以从去年微波炉、VCD机降价引起抢购得到佐证。如果能增加这部分人的收入，则肯定能增加消费的有效需求。（2）人们对收支的消极预期心理制约了消费的有效需求。近几年国家有关政策的变化改变了我国家庭的支出方向、支出结构和预期支出。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部分费用由个人负担，使我国家庭的教育费用支出大幅上升；住房制度改革取消了福利性住房，使职工原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住房支出变成了需要购买住房的职工的第一大支出项目。在大城市中，一套两居室住房的价格按1997年我国职工年均工资计算，大约相当于一个职工二十年的工资，就是在中小城市中也大约相当于一个职工十年的工资，这样高昂的房价会迫使一个家庭节衣缩食几十年；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过高的医药费又使得一个家庭必须储备一大笔钱以备不测。这三项高额支出大大地增加了人们的预期支出。而在市场经济中，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从业人员不再存在“铁饭碗”，随时都有可能“下岗”，这对于习惯了“铁饭碗”的国人来说，工作变得不稳定了，未来收入也变得不确定了，因此人们对未来信心不足，预期收入下降。由于预期支出大幅增加，预期收入减少，而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又是量入为出，不愿意贷款消费，因此，人们的消费行为变得更加谨慎。这是制约消费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3）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某些消费的有效需求。由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慢，市场机制不完善，新产品开发周期长，某些产品被生产出来却没有市场需求，某些产品的供给远大于市场需求，而有些市场需求却又得不到满足。

当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变缓时，采取增加财政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确实会立竿见影，但是这种单一的财政政策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尽管增加投资能增加有效需求，加快经济增长，但投资主要是增加供给，而且由于投资乘数的作用，供给会呈倍数增加，使消费的有效需求更加不足，这会反过来加大我国供给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单一的财政政策难以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二，我国的财政投资体制还没有理顺，增加国家财政投资，又会引发新一轮地方争项目，争投资，一哄而上。一些项目重复建设，有些地方甚至搞一些欺上瞒下的假项目。因此，在投资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财政投资的效益不高，必然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其三，扩大财政投资会增加财政赤字，使国家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该全面运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的增加，以此带动经济增长的回升。相对上述造成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除了增加财政投资之外，还可以运用能调节个人收入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首先，完善和强化个人所得税政策。（1）开征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调节个人收入，以免个人收入差别太大，其次才是增加财政收入。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可以采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税制，对劳动所得按综合税制征收。减少级距，减化税率，级距可以减少到3—5个，税率10%—45%。对个人资本性收入可以分类征收，适用不同税率。（2）扩大课税范围，我国过去为了提高国民收入的积累率，一直对个人银行储蓄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以鼓励城乡居民储蓄，现在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家要鼓励个人消费，而且据统计，居民储蓄存款主要集中于少数高收入者，高额储蓄利息主要为高收入者所得，对个人储蓄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已失去了意义，因此对个人的银行储蓄利息必须课税。（3）提高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特征是对个人纯收入课税，因此在确定了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后，还必须从个人总收入中扣除必要的生计费用。费用扣除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纳税范围的大小和纳税人负担的轻重，因此合理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显得十分重要，它能公平税负，使个人所得税不至于劫贫济富，能真正起到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随着教育、住房和医疗等制度的改革，我国居民的生计费用增幅较大。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消费水平的差别都比较大，全国用一个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是不大合理的。综上所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应提高到1500元至2000元之间，各地方可以在此范围内加以调节。（4）加大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对高收入者设立专用税号，将源泉扣缴与个人申报相结合。同时，实行银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加强稽核工作，对偷漏税者依法严惩，使全社会形成自觉申报纳税的良好风气。

其次，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者死亡后遗留下来的财产征收累进税，是对个人所得税的补充。为了防止个人财产转移，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要开征赠与税。国际经验表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高收入者，有利于平衡社会成员间的财富悬殊。

第三，完善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出制度。财政这个“自动稳定器”对经济的自动稳定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的，国家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出这里主要指失业救济。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税收增加，社会失业人数减少，社会救济减少，也即转移支付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盈余，使社会有效需求减少，经济增长趋缓；当经济不景气时，税收减少，社会救济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增加，财政支出增加，使社会有效需求增加，刺激经济加速增长。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失业成为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国家一直没有失业救济的制度，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自动稳定功能也没有表现出来。实际上，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除了增加财政投资之外，还可以通过完善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出制度来实现。而且相对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大些。如上所述，从国内市场来看，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影响了商品生产的价值补偿和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增加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出可谓对症下药，不会出现扩张型财政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滞胀。而且，完善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制度，能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解除安置富余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国有企业改革轻装前进，走出困境，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上述税收和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付政策中，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付的增加会增大财政支出，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会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只要综合运用上述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既能增加国内市场消费的有效需求，又可带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