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局已定，对于经济发展重在效益而非速度，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出现负增长或低速增长来说，即便低于8%的增长目标，也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现在，应该是我们集中考虑世纪末（1999—2000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了。对1999年我国经济目标，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专家认为世纪末的经济增长目标应高于8%；另一些认为世纪末的增长目标应低于8%。笔者通过全面对比分析后认为，世纪末的最后两年，是我国经济进行短暂调整的时期，经济增长目标均应低于8%。

认为世纪末经济增长目标应高于8%的主要根据

一是新一轮经济增长期正在到来。我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是1990年越过谷底后，从1991年的回升开始的。以年度GDP增长率来考察，1991、1992年这前两年，是经济增长的上升期；1993—1998年这后6年，是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假设1998年GDP增长率为8%）。这一回落期与改革开放以来4次波动中的回落期相比，呈现出一个极其鲜明的新特点，即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平稳地长时间下滑。

1998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景气综合评分由低位徘徊转入平稳回升、一致，国经指数和先行国经指数也在8月份由降转升，国民经济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上半年GDP增长率为7%，第三季度上升为7.6%，第四季度将呈更快增长，全年可望实现或接近实现8%增长目标。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1999—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超过8%。据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预测，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望达到8.6%。

二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使经济走出低谷，经济增长全面回升。1998年，我国政府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和推进、深化各项改革，提出了力保我国经济增长8%，人民币不贬值，物价水平低于3%的经济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政府推出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1998年出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几乎创历史空前记录。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1998年相继推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取消贷款额度限制，给商业银行以贷款自主权；人民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780亿元，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再贷款集中投放；三次下调利率，自1996年5月以来已经连续六次降低人民币名义利率，共降低企业利息负担3000亿元左右，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美元利率，但是国内物价水平出现负增长，人民币实际利率仍比美元利率高；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13%到8%，又取消了7%的备付金率，共降低12个百分点；追加固定资产贷款指导性计划，从2700亿到3700亿元；调整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比例，恢复债券回购业务，操作方向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为主，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货币需求等。截止到1998年10月末，广义货币（M2=M1+单位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余额10.08万亿元，同比增长16.3%，狭义货币（M1=现金+单位活期存款）月末余额3.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市场现金流通量10501亿元，同比增长10.7%。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货币政策启动经济效果缓慢时，中央开始使用财政政策。我国财政具备一定宏观调控能力，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缩小，可以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1998年中央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由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国债，还款期限为10年，年利率为5.5%，作为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定向用于防洪，治涝，农田灌溉，铁路公路，重点空港，邮电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中下游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种草，粮食仓库和公检法及司法行政部门设施等建设性项目支出。执行的结果，1—10月份国内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17.4%，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增长44.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2%，大大超过原计划10%，比调整后的15%还高6.2个百分点。

三是经济增长潜力是经济增长回升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只能是由经济增长潜力决定，宏观调控只是在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便使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目前，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增长潜力主要取决于国内储蓄率、外资净流入的规模以及资本使用效率的变化。这些决定因素中，除外资净流入规模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以外，其他几个因素并没有发生对经济增长潜力不利的变化。我国人民币币值稳定，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赢得了信誉，增强了外资进入我国的信心。加之，我国利用外资的环境不断改善，尽管在短期内外资的流进流出可能有小的波动，但从长远来看，外资仍将青睐我国广阔的市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仍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的储蓄倾向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国内储蓄率不会有大的变化。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只会不断提高。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没有下降。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在未来10—20年内，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为9%左右，甚至可以达到1979年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9.3%。

四是亚洲金融形势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回升的方向发展。1998年6—8月份，连续出现五大事件：日元突然贬值，国内股市连续下跌，水灾严重，国际炒家冲击香港，人民币黑市贴水。但是，8月底出现转机：我国抗洪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水灾之后重建家园；香港政府托市并修改游戏规则，稳定了股市和汇率。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打击了美国炒家，引起早已过热的美国股市下跌，美国道琼斯股票指数从9000点下跌到8000点以下，进一步跌到7000点，全球资金失衡已经开始纠正，资金从美国向日本回流，日元对美元比价在8月底突然从145∶1升值到129∶1，尽管进入11月美国股市重新回升，道琼斯股票指数再上9000点，但日元对美元比价基本稳定在121∶1左右，这样，就使我国外贸出口压力得以松缓。因为日元如果贬值超过150，韩国和台湾的货币肯定要贬值，对人民币和港币的压力过大。现在看来，日元对美元比价今年控制在150∶1以下不再贬值，大有希望。亚洲金融形势可望基本稳定下来，汇率贬值大战可望避免。

世纪末经济增长目标应低于8%

对以上关于世纪末经济增长目标应高于8%的主要根据仔细分析，笔者认为根据并不充分。首先，人们利用经济周期理论，早在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时就预测经济已经趋于谷底，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即将开始，但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开始，用周期理论来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其次，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确实使经济在近期内出现回升，但能否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还不能过早下结论；第三，经济增长潜力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在下岗、失业问题还较严重、劳动力还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的；第四，亚洲金融危机的确在好转，但要恢复增长，恐怕还有待时日。所以，世纪末经济增长目标高于8%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世纪末经济增长目标应低于8%，主要根据有以下几个：

根据之一：经济高增长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增长进入短暂的调整期。

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低于两位数字后，调整期最多2年，经济就会迅速反弹，即使像1989、1990年那样严重的情况，也是2年后即行回升。比较之下，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期已超过4年，各种指标依然走低——用短周期波动来解释显得苍白无力。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告别了两位数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我国改革开放20年，经济高增长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支持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外部条件在弱化；另一方面，我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如机构改革将在全国全面铺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三年闯关阶段，金融体制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的方向改革。从各个方面看，我国经济都必将进入一个短暂的调整时期。而这一调整又不同于欧美、日本、东南亚国家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大调整，而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主动性的小调整。在这样一个调整时期，经济增长目标定的过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根据之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不能持久，我们不能放弃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九五”期间，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振兴财政，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是我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得出一条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1998年，我们之所以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但这项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否则，国家财政和经济都无法承受。而在整个“九五”时期，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既定的重要原则。同时，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也不能持久。一方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再次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我国长期以来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改革相违背，也不利于振兴国家财政。1998年的财政执行情况已经大大突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为继续压缩财政赤字而批准的债务规模和赤字规模，可以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特定形势下的特殊政策。货币政策扩张，受到金融体制改革的严厉约束，无法达到货币扩张性政策的效果。所以，我们仍然要回到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上来，对世纪末国民经济增长目标不要有过高的企望。

根据之三：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个轮子不能协调驱动：扩张的投资需求、平淡的消费需求、萎缩的国外需求。

随着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供给转向了需求。作为需求驱动的三个轮子——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国外需求不能协调驱动，自然难有高幅度的经济增长。国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直接推动投资需求迅速提高。1998年下半年增发国债1000亿，银行配合贷款增加1000亿，由此，1—10月份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比上年增长21.2%，这是推动全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与此同时，消费需求仍然平淡，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6.5%。消费需求之所以平淡，这主要是因为新的消费热点还没有形成，如住房制度改革对住房消费推动不大，私人小轿车发展不快，农村消费品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等等。同时，人们对收入预期较差。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即，机构改革要全面铺开，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下岗职工增多等，都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支出。另外，我国存在的收入悬殊的城乡“大二元”经济和城市内部由收入两极分化产生的“小二元”经济，是消费长期平淡，在短期内又不可能有大的变化的真正原因。国外需求萎缩，截止到1998年10月末，外贸出口比上年同期只增长1.3%，大大低于80年代以来的年平均增长率15%。主要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对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大幅下降。今后两年，即便投资需求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也恐难有大的改观，由此可以断定，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幅度将低于去年。

根据之四：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回升过慢，通货紧缩在短期内虽有缓解，但难有大的改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是一定意义上的货币经济，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货币供应持续、高速增长。从1979—1997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一直处于高位，现金流通量M0年均增长23.1%，狭义货币M1年均增长21.6%，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26.4%。当然，伴随着高货币供应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据研究发现，保持我国国民经济低通胀、高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合理界限应该是，M0控制在20%左右，M1控制在16%左右，M2也控制在20%左右。从1995年以来，M1和M2基本控制在这合理界限之内，但MO显然持续走低，到1998年10月末，年均增长11.5%。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回升过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随着199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加快，与上半年相比，目前货币供应偏紧状况已有一定改善。至此，通货紧缩有了一定的转机，下阶段我国通货紧缩也将呈现逐步趋向缓解的迹象，但显然在短期内不能有大的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选择7%应该是比较明智的

世纪末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究竟应该选择多少？经过综合分析和理智判断，笔者认为，目标也不能太低，太低了会影响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开展，不利于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也影响人民生活的稳步提高，最终要影响国家“九五”计划目标的实现。根据“九五”计划目标，“九五”时期我国的GDP年均增长要达到8.0%，如果1998年实现8.0%，后两年只需年均增长实现6.8%；如果1998年实现7.8%，后两年只需年均增长实现6.9%。据此，笔者认为，选择7%应该是比较明智的。

第一，7%也是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最乐观的预测，199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也仅在2.5%左右；美国增速将放慢为3%左右；欧盟与去年持平，也在3%左右；日本恢复增长，1999年达1.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的7%仍然是高速增长。

第二，适当地轻速度、重效益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经过程。世纪末的最后两年，是十分关键的两年，下个世纪初我国经济能否再上新的台阶，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世纪末两年的经济调整。在这个调整期，适当地轻速度、重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是经济再次走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

第三，适当地调低增长目标是防止出现经济增长“浮夸风”的需要。

为确保实现7%的经济增长目标，世纪末我国总的经济工作立足点，还应放在扩大国内需求，即扩大市场、投资及消费需求上。在投资方面，1999年灾区恢复建设的投资需求量很大，国家将对大江大河进行治理，增加农业和水利的投资。国家还将加大对交通、能源的投资，包括对一些大型电网进行改造，故投资仍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同时，仅靠政府的直接投资是不够的，而是要通过增加政府的投资，带动银行的配套投资贷款，刺激企业、民间及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国家还可采取多种积极措施，如银行对某些商品实行分期付款等，刺激居民的消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加快各项改革，如社会保障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提高全社会的就业和收入预期，改善消费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