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年经济形势评价

1998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历史上特大水灾以及经济体制转轨关键期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带来的困难，取得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社会基本稳定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与东亚一些国家经济衰退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引起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与1997年相比，1998年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基本建设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1998年初，中央和国务院基于对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和判断，估计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会影响我国的外贸进出口，确定了扩大内需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和目标。

从1998年的实际经济运行看，构成总需求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大需求中，呈现“两低一高”的特点。1—11月份，外贸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0.2%，低于去年同期出口增长19.7个百分点，比年初中央对出口形势的估计更为严峻，可见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十分微弱。消费需求也呈现走低的态势，1—11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6.6%，低于上年同期增长2.9百分点，考虑到物价因素，消费需求也是低于上年同期增长的。这表明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在减弱。与出口需求和消费需求走低相反，投资需求则有明显的增长。1—11月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2.3%，高于上年全年投资增长12.1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幅为23.9%，高于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它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成为1998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1996年实施“软着陆”的后期和“软着陆”成功以来，中央在货币政策上陆续采取了一些松动性启动措施，比如几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尤其在1998年上半年，为了刺激内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运用更为积极，先后出台了取消贷款规模、进一步调低利率、降低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对刺激投资、拉动经济效果并不明显。1998年上半年，工业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呈下滑趋势。

随着对需求不足问题逐渐形成共识，许多经济专家纷纷提出及时调整财政政策的建议。事实上，自1998年年初开始，财政已为刺激外贸进出口，采取了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政策措施。为防止证券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速回落的影响下出现大的波动，1998年6月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为减轻企业负担，取消了部分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上述政策尽管取得一定刺激内需的效应，但是还缺乏力度。由于1998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国务院决定进一步采取有利于刺激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7月份国务院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并相应对年初的预算赤字进行了调整。8月下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一议案。年中预算的调整标志着财政政策由被动地适应经济形势转向更积极地调控经济。

财政资金的投入，加上银行的配套资金，确定起到了更直接和快捷地拉动经济的作用。从1998年8月份开始，工业增长速度开始止跌回升，9—11月份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0.2%、10.6%和11%，恢复到1997年下半年的水平，并呈现加快的趋势。这反映了积极的短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已对推动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效应。

第三，物价持续走低既构成对企业的进一步考验又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自1997年第4季度至1998年11月份，我国物价已连续出现13个月的负增长。1998年11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月下降2.8%，比上月下降0.3%；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月下降1.2%，比上月下降0.3%。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中已存在了轻度的通货紧缩，这种情况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中极其少见。

由于在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一般会伴随生产下降、市场萎缩、企业利润率降低、生产性投资减少，以及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情况，其中多数情况集中在企业的经营上。因此，通货紧缩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企业困难明显加剧。承受这种宏观环境的考验，一部分产品不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面临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选择，这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此同时，物价走低可以起到缓解失业增加带给部分职工收入下降后生活上的困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然而，不容忽视轻度的通货紧缩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易于使人们的经济预期下降，投资欲望不足和消费需求进一步降低，由此引起经济的持续下滑，不利于启动回升。目前采取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就旨在扭转这种局面。

二、1999年的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199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仍然取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需要。从世界经济来看，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GDP）预计下滑到2%左右，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预测全球经济增长（GDP）为1.9%，与战后三次世界性大衰退的年平均增长最底点1.6%已非常接近。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对199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普遍持低调，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大约在2%到2.5%之间。如果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不能协调一致地采取有效措施刺激需求和防止金融动荡的继续蔓延的话，不能否认有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可能。因此我们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从国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困难交织在一起，面临着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风险消除的难度很大、失业人数增加、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方面问题，使得1999年国内经济任务更加繁重，宏观调控的操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即便如此，由于1998年政府采取了正确、及时的刺激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我国经济保持了高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为1999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8年下半年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还将在1999年继续产生效应，因此预计1999年我国仍将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

1999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仍以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以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调。同时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上，要注意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以及各项政策手段的配合运用。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成为推动1999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和关键动力。财政将继续运用扩大赤字和国债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同时更加注意财政政策在以下两方面的调节功能：一是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发挥财政支出对养老金、失业保障金的基本保证功能，以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二是通过清理和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由主要基于调节所有制关系的优惠政策转向调整产业结构的优惠政策，通过财税杠杆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二，货币政策应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的松动。在目前需求不足，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需求不足和国内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货币供应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不考虑效益地扩大货币供应可能有利于由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缓解企业的困难和需求不足问题，经济增长率也有可能提高。但是，由此会形成新的银行坏帐，加剧我国的金融业风险。从中长期看，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与促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目标也是相背离的。因此，在货币政策的把握上更突出了兼顾短期与中长期的重要性。货币供给应该立足于增加效益的基础上进行扩张。目前由于体制障碍，国有银行贷款供应与非国有的项目之间渠道不畅通，在这方面通过银行体制改革和其他措施，改善金融服务还大有文章可作。

第三，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和制度创新时期，并且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约束下进行市场化改革，因此在继续运用财税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不应忽视其他方面的政策手段，如政府的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

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经济中存在着“结构转换缺口”的判断，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运用政府产业扶持政策，完成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推动各个产业部门的产品升级和换代。政府产业扶持政策要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起来，由具体的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体现出来。

收入政策的目标在于“干预工资和利润的形成过程”，在经济不景气或衰退时期，阻止工资水平的下降以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也曾经运用收入政策配合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目前我国的收入初次分配基本上已由计划控制转向了市场调节。然而，由于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能力还很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有必要通过收入政策直接干预工资和利润的形成。根据中国的情况，这种干预既包括阻止某些企业工资的过份下降，又包括阻止某些行业的工资过高而侵蚀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