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终告结束，作为配给手段的各种票证成为久远的记忆。当人们为汽车要不要进入家庭争论不休时，钢材、水泥以及化肥大量积压，纺织生产能力过剩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压锭”；降价促销导致商业利润持续下降，使风靡一时的一些大商场不时传来关闭的消息；政府宣布以高于市场的保护价收购粮棉的政策出台，目的是在大丰收时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仿佛一夜之间，人们惊喜地发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事实上启动市场、刺激消费已成为目前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导向。一言以蔽之，中国已走出了短缺。那么走出短缺是否就意味着过剩？短期目标的调整和中长期战略的制定都迫切需要判断——中国是否已经面临过剩经济。

针对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和经济科学出版社联合召开了“过剩经济：形势与对策研讨会”，邀请了数十位专家、学者、官员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什么是过剩经济？

对过剩经济概念的界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认为：过剩经济不等于富裕，不等于社会不再需要，不等于市场的简单饱和。过剩经济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当某种社会需要产生时，供给经常可以以更大的规模产生；价格变动已经难以调整供求双方的经济关系，相当多的生产经营者被迫在成本线以下抛售；供给方的利润普遍被压低到银行利息率以下，但资本已经难以找到更有利的领域可供转移，只有通过继续追加投资和扩大规模，通过过度竞争的方式把其他供给者排挤出局以维护自身利益；经济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时，在系统外部普遍存在着技术及资本力量更为强大的过剩生产能力。

国家经贸委的来光贤认为：标志经济是否过剩，可以衡量的标准是，当工业品的产销率长期低于95%，市场物价下降，经济增长随之缓慢下降，这是一种总量过剩、生产能力过剩的标志；当某种产品在有的地区好销、有的地区滞销，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有的繁荣，有的萧条，则是技术性过剩和时间空间上的过剩。

那么，是否可以用“买方市场”、“结构性过剩”或“相对过剩”等来描述我们面临的形势，专家们的观点是：

过剩经济与买方市场的区别在于：前者说明本质，后者描述现象。只有当供大于求的状况使供求双方的利益已经不能由价格平衡，才能真正称为过剩。而买方市场的双方经济矛盾没有发展到这种激化的程度，因为买方市场的一般形态是，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中买方在买卖双方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等价交换原则不断向有利于买方的方向扭曲，生产领域的不断优胜劣汰和流通领域中消费者权益的不断强化。

我国市场的现实形态与“买方市场”的一般趋势相反。一是产品及生产者的优化程度并未因过剩而得到提高，假冒伪劣反而更加猖獗，甚至危害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二是分割与封锁市场在有的地方成为政府行为甚至地方法规的趋势，买方的选择权力被剥夺；三是行业垄断地位未打破，强迫或有意误导消费者接受不平等条件的情况时有发生；显然这不是买方市场占据主动的市场形态。

关于是否存在“结构性过剩”，大部分专家认为，从城市经济来说，消费结构转换是存在的，若干年前热销的消费品逐渐趋于饱和需要升级换代所形成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矛盾是市场过剩的重要原因。按照一般规律，应该有更大规模的农村消费者群体接替城市消费结构，结构性过剩本来不应该出现。但是，占我国人口70%的农村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只停留在城市消费者5—10年前的水平，显然问题的症结并不单纯在“结构性过剩”。

那么“相对过剩”的提法是否恰当呢？专家们认为“相对过剩”是专指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扩大再生产速度，导致需求增长缓慢产生相对过剩。我国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20年，社会成员总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消费能力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到1997年末，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980年的4.06倍；而1996年末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为1980年11.75倍；1997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980年115.84倍。因此，供求关系由短缺向过剩的全面转换不是由“相对过剩”引起的。

我国是否面临过剩经济

专家们根据对过剩经济概念的界定，认为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现实形势具有过剩经济的特征。

一是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市场过剩，而且是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未来2年我国产业政策的基本指向之一是纺织业的强制“压锭”；全国钢材生产能力1.47亿吨，而需求量不到1亿吨。

二是我国不仅面临生产能力过剩，而且面临经济要素日趋过剩。一方面是众人瞩目的劳动力过剩，下岗职工增加，据统计到1997年末，我国城镇至少有3482万人需要就业岗位，其中失业人员570万人，下岗职工1200万人，企业富余人员1712万人；还有农村1.3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就业。一方面长期处于“瓶颈”地位的资金也趋于过剩。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2年内连续5次降息，从银行的“惜贷”到生产者的“慎借”的表现，不难理解“找好项目难”已经为最高决策层所关注的原因了。

三是我们不仅面临国内市场的供大于求，而且对外依存度很高的经济还面临不同发展层次普遍过剩的国际经济环境。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78—1997年全国GDP9.8%平均增长速度中有2.06个百分点是出口增长拉动的。目前全球钢材生产能力是10亿吨，而预测到2000年时全世界对钢材的需求量不过7.5亿吨到8亿吨；欧盟统一货币“欧元”带来了区域性市场壁垒强化；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造成其出口竞争力提高；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下跌给我国石油出口蒙上阴影。

通过分析，专家们认为我们面对的不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此长彼短的简单失衡，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点的短期偏离，而是从以短缺为经济常态到以过剩为经济常态的根本性转折。

过剩经济出现的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元认为，过剩经济出现的原因主要来自3个方面：

一是市场需求与需求实现障碍的形成。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增长明显由投资拉动转向需求约束，构成消费需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结构和消费预期3个因素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出现了增长回落的趋势，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4%，增幅回落了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9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6%，增幅回落了3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几年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使下岗人数增加，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扩大，使居民消费增长更加缓慢。

从消费结构看，经过20年改革与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92—1997年的5年间，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52.9%降至46.4%，下降了6.5个百分点；而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以及娱乐教育等支出比重由同期的19.9%升至29.1%，提高了9.2个百分点。但是，由于“住”和“行”的单位商品售价是家用电器单位商品售价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现在居民实现“住”和“行”的消费需求一般建立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上，在购买前的积蓄期过长，而汽车和住房的生产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产生了生产与消费的时间差。

从消费预期看，在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对于未来的住房、养老、医疗等项支出的预期大增，特别是为保障未来“两吃”即吃饭、吃药的防范性储蓄已经成为头号动机。

二是增长中的结构变化与矛盾。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粗放经营，其结果必然是结构失衡，关键问题是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是靠数量扩张，填补一个个缺口实现的。在80年代主要是弥补消费需求的缺口，消费品工业的扩张带动了经济增长；从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带动了重工业打头的经济增长；到90年代中期，在一般消费品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形成、需求结构等级化趋势日益明显、基础设施受财力制约不能继续扩大规模、出口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与之适应，对经济增长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就随之减弱。

三是体制障碍。在政府、企业与资本市场方面表现出政企不分，政府机构介入直接投资造成投资的盲目性；企业产权关系不明，使得国有企业资本成为“无本”资本，同时，也使“优胜劣汰”并没有导致企业退出；资本市场发育较慢，造成资源无法顺利实现重新配置和集中，从而使企业既难以长大，又老化得快。

解决过剩经济的政策选择

过剩经济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它的出现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重大挑战，专家们认为作为政策选择，需要从短、中、长期三个方面实施主动应对的政策。

短期内要防止“看不见的手”导向衰退和改善城乡居民的经济预期。过剩经济的最大威胁是已经具有较强资源支配力量的市场机制将国民经济导向衰退。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我国的国民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区运行，1991—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增长速度为8.8%。但从深层次看，在宏观面短期趋好的同时，对国民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已经存在，面临衰退的危险。一方面国民经济中原有的增长支持因素由于潜力经过不断挖掘，支持能力已相继弱化，需要进行调整和再积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发展过程的不平衡和改革进程中的不完善，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支持因素未能按照预期设想充分实现，如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力图使汽车以及房地产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通过破产、兼并等措施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通过多次降息启动与刺激消费等。不仅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我国外部增长环境明显恶化。

因此，作为短期应对手段，要采取金融、货币、财政和外汇等政策综合措施，确保面临的国际环境、外贸、引进外资、支柱产业、乡镇企业、特区经济、消费市场等增长支持因素继续实现快速、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会预期普遍不良的情况下，应当把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作为重点。

中期要建立与工业化水平相称的流通产业，把提高生产率作为根本性的政策目标指向。目前，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领域出现与国民经济整体极不协调的滞后状态。一是商业企业表现出职能退化的趋势，大量工业企业为满足规模扩张和成批、大量、均衡生产的要求而不得不自办销售。同时，我国至今没有形成与大型、特大型工业企业相称的流通企业；二是城市消费品供应系统发展趋势与城市化、社会化方向相悖，以自发性、流动性、小规模、手工劳动为特征的流通方式成为大中城市日常消费品供应的主渠道。它的内在质量不可能承担起社会商品销售额持续快速增长和启动新的消费热点的任务；三是流通领域的商业信用急剧下降，拖欠、欺诈、假冒伪劣、故意误导、地方保护主义等不正常现象，使消费者在无奈中只能选择推迟消费。

因此，从中期过程看，调整供求关系的政策体系应当跨越流通滞后造成的障碍，把重点放在流通产业发展上。

当然社会供求关系调整政策，根本的着力点还在于大规模提高生产率。现阶段生产能力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技术手段普遍落后和生产率低下导致的成本高、质量差、档次低，从而市场竞争力低下。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持续的投资高涨应当成为我国中期发展的基本思路。

从长期看，要重视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每当供求关系出现严重失衡时，背后一定有某种社会经济矛盾趋于激化，因此，要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积极、全面的调整。目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利益矛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矛盾，城镇职工下岗在很大程度上与努力提高资本收益水平的“减人增效”有关。协调这一社会经济关系，消费需求低迷的状况才能有根本改观；二是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指望把城市卖不掉的东西向农村转嫁的思路，不可能为农民所接受；三是不同领域资本之间的利益矛盾，不规范的大面积破产、企业债务负担沉重、银行“惜贷”及不良资产增多说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生产企业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不合理地“走向流通”，在加大社会整体流通费用的同时也弱化了商业资本的生命力；资本职能的这种倒错趋势增加了各领域的投资风险，投资增长难以持续。从长期发展过程看，供求之间关系的协调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