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东南亚金融风潮的冲击，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将受到影响。为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8%的增长速度势在必行，政府的宏观调控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从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来看，刺激需求主要依靠货币和财政两大政策的操作。自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来，货币政策已进行了调整，在连续三次降息的基础上，今年又两次降低了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但从去年的情况看，降息对刺激需求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其原因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防范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机构的贷款投放受到约束。1997年货币投放的增长呈回落态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真正的货币收缩。而且目前的国际国内情况决定了这种状况在近期内难以发生大的改变。由此可见，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内需已无太大余地。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去年以来就提出应采取扩张性财税政策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然而，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下，财税仍继续强调“从紧”政策，与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总要求给人以南辕北辙的印象。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货币政策迫不得已形成“形松实紧”的状况下，如果财税政策仍坚持“形紧实也紧”的做法，对刺激和扩大内需以确保8%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因此，应该不失时机地调整当前的财税政策。这些政策手段主要包括：（1）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2）运用财政补贴手段，一方面通过财政贴息，刺激投资需求和引导投资方向，另一方面减少大中城市财政对公用事业、住房、水电的价格补贴，将省下的资金转作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投资；（3）降低税率，清费立税减轻企业负担，以提高企业的预期利润，刺激企业投资。具体说来：

第一，适量增加发行中长期国债，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

我国国债规模近年来年度发行额很大，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26.8%（1997年预算），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57%，并且其中近4/5是用于还本付息的。这两个反映债务依存度的指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国债的累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债务负担率）又大大低于世界上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1997年，我国国债余额为4402.8亿元，占当年GDP的5.89%。而美国、日本等国为50%—60%，德、英、法等国为20%—30%。由此而形成的一对矛盾是，从年度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国债规模不宜扩大；而从累计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国债扩大发行还有不少余地。如果把我国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左右，我国的债务规模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再扩大10000亿元左右（已考虑了以前财政欠银行未还的1500亿元借款和今年发行的2700亿元定向特种国债等其它因素）。

产生上述矛盾的原因是，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极不合理，绝大多数债务是三年和五年期的，10年乃至更长期限的债务很少。因为期限较短的国债使年度发债额中的还本付息数量集中和增大，而期限长的国债可以使年度发债规模（主要是还本付息数额）减少，债务余额的数量扩大。因此，应该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来扩大内债规模。将长期国债筹措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能产生较直接和较快地拉动社会需求的效果。但要注意的是，在确定扩大长期国债发行时，不能按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缺口数量来确定国债发行数量。因为扩大国债的数量是有限度的。这一限度在调整了债务结构后，可以用国债依存度的一些相对指标，如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等指标通过立法加以控制，以防重蹈美国等发达国家在70年代以前的国家债务无限制扩大而带来负面影响的历史覆辙。

应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主要用于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目前为止，我国仍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但事实上，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筹措建设资金，用变通的办法，不规范地以政府的身份发行了债券。与其如此，不如用规范的办法，明正言顺地允许省级政府发债。

通过地方政府发债，用于本地区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道理上讲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国际上许多国家也早有先例。我国目前为什么不开这个口子，主要是担心地方政府债务失控。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在发行地方债务问题上，不妨中央政府在总额控制的前提下先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发债，发行公债计划先由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中央财政审查批准。这一政策如能出台，相应还可以对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划分进行调整，有利于中央财政集中更多的税收收入。

第二.逐步减少大中城市财政对房租、水电、城市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的补贴，将普惠制的“暗补”转变为对低收入阶层的“明补”，提高公用事业部门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

目前各大中城市对房租、水电、交通等公用事业补贴数额较大，成了财政的沉重包袱。据北京市财政反映，目前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价格补贴约30亿元，加上粮食风险基金30多亿元，约占市财政支出的1/3左右。这些“暗补”的办法，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低工资制相配套的，成了职工福利性收入的一部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种补贴办法应进行改革。90年代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基本形成共识，并开始逐步进行价格调整。但由于1994年以来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延误了调整价格和取消“暗补”的进程。由于这部分服务的价格直至今日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相关的公用事业部门无法通过收入弥补成本支出，亏损严重，制约了这些部门的建设和发展，使城镇居民对城市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供给短缺形成尖锐的矛盾。为改变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滞后状况，应逐步提高这部分服务品的价格，减少财政的“暗补”，将一部分补贴资金转作财政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为使一些低收入的居民能够承受提价的压力，再采取“明补”办法进行货币补助。

目前，通货膨胀率已降至较低的水平，具备了进一步调整服务品价格的良好宏观环境，不失时机地对补贴制度进行改革是时候了。

第三，减轻企业负担应坚持以“减费”为主，适当微调税收制度

目前构成企业负担的主要有两块：一是主要来自财政预算内的税收；一是主要来自财政预算外的收费和基金。这两块数量大体持平。单就企业税收负担来说，我国的税率是不高的，企业的税负也不能说高。问题在于各种收费十分不规范，政府还没有形成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手段，对其加以有效的控制，是各种乱收费加重了企业的负担。1997年下半年政府已着重对乱收费进行整顿，截止到年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宣布取消向企业不合理收费283项，涉及金额132亿元；省直部门取消1254项，涉及金额65.6亿元；地（市）一级也宣布取消了一些项目，涉及金额74.3亿元，以上共计271.9亿元。1998年要加快步伐采取果断措施继续通过清理和取消不合理的收费来减轻企业负担。

当前有异议和值得研究的是，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调整商业企业增值税的政策，在目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是否适宜出台？增值税和消费税均属于间接税，较易实现税负的转嫁。商业环节增值税的这次调整主要是扩大了税基，即把一部分作为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商业企业调整为小规模纳税人，并将增值税征收率由6%调减到4%。预计可增加财政收入30—40亿元。这样调整后，这部分纳税人的税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商业企业通过提高商品售价，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二是商业企业自己承担，那么肯定会减少企业赢利。在当前需求不旺的情况下，企业转嫁税负的难度较大，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税负。消费税的调整也基本上是以上的道理，因为这次扩大消费税的征税品目，多是非生活必需品，企业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的难度也很大。因此，对这部分消费品加税，客观上会产生限制这些商品生产的政策效应。总的来讲，这两项税制调整会给部分企业带来经营难度。从整个财源随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变动的趋势来看，下一步税制的调整应尽可能加大直接税的比重。

如果我们坚持在增税的同时，通过减费来减轻企业负担，那么这两项措施在一增一减的量上要有比较。据测算，上述两项征税措施预计共增加税收60—80亿元，为了从总体上减轻企业负担，减费的数额应该大于这个数量，才能在总体上降低企业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