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们曾多次被剧烈的通货膨胀所困扰，并成为全民关注的经济热点。自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通胀指数连续下落之后，1997年零售物价涨幅平均只有0.8%，到年底已成了负数，今年1—2月零售物价涨幅为-1.7%。请问茅所长（以下简称“茅”），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茅：总的来讲，物价高了不好，低了同样不好。通货膨胀率下降是很受欢迎的事，所以过去的一年半以来，对宏观经济形势大多数人心怀喜悦。通胀变负，意味着不用付出劳动，银行中的存款和手中的货币就增加了购买力。有这种白拣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对政府来说，一贯宣称要和通胀作斗争，而今有了真正的结果，当然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总结中国经济从过热到“软着陆”的成功经验时，人们总要提到通胀的大幅度下降。然而，对整个经济而言，负通胀并不完全是好事，它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因为物价作为商品交换的符号，涉及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关系，必须统筹兼顾，不能偏袒一方。物价水平为什么降低？用经济学语言来说，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商品都有同样的价格规律，即供过于求时价格降低，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物价水平，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结果，决定物价水平的升降。但总供给和总需求都是用货币表示的，而不是用对实物的供给和需求来表示。因为总量必须将各种不同的商品相加，只有用它们的货币量才能相加。所以总供给是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所有生产者愿意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之和，而总需求则是在某一价格水平下人们愿意出钱购买的价值之和。这二者都是价格水平的函数。当价格水平（一切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上升时，产量增加而需求减少；价格水平下降时则相反。所以由于供需所形成的差数会推动整个价格水平上升或下降。1997年物价水平的下降，充分说明了总需求小于总供给。

记者：那么我国目前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何在呢？

茅：这要从总需求的构成去分析。它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严格说是出口减去进口）。换言之，一个经济所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品和服务，最终将用于这三个方面。1997年所发生的总需求不足，并非出口不足所致，因为该年度的出口比1996年增加了20%以上，它主要也不是消费不足造成的，因为人们不去消费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钱不够多，或者说是因为生产得太少。因为人们只有从事生产才能取得收入，所以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

在经济学中，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都有一种乘数效应。一块钱的过度投资，会使总需求额外地增加四五块钱。因为一块钱的投资不论用于给工人开工资或用于购买钢筋水泥，它最终都会变成人们的收入（工资、利润等），最终都会引起消费。一块钱的投资不足也会造成四五块钱的消费减少。当今我们见到的消费品卖不出去，其实是投资不足造成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消费不足。投资过度造成市场繁荣，但当生产能力已达极限时，过度的投资只能引起通货膨胀。反之，投资不足则通过乘数效应造成整个市场萧条。

记者：您认为通胀变负有哪些负面影响？

茅：通胀变负，是对生产者的打击，是不利于生产的。因为生产者产出的价值有一部分被手持货币的人所获取。这些人不参与劳动，却因负通胀而得到了额外的购买力。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们所得到的额外财富，正是生产者损失的那部分价值。企业从原料购入到生产出产品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整个物价水平的降低而使产品的价格降低。这就是生产者因负通胀而导致的损失。生产过程的时间越长，这笔损失也越大。不仅如此，通胀变负还会减少财政收入，主要还不是因为名义货币周转量的减少，而是因为整个市场的不景气导致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都会因经济活动的减弱而收缩。企业所得税则会受到双重打击，即产品价格降低和产量减少。负通胀情况下企业利润减少是很普遍的情况。换句话说，企业利润减少实质上就是政府收入的降低，政府收入的降低一般会导致政府实际收入支出的减少，而支出减少又会进一步引起市场的萧条，形成恶性循环。不仅政府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企业家利润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市场的不景气，居民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他们更不敢随意花钱，造成市场的进一步萧条；企业家眼看利润减少，投资项目建成之后面对一个萧条的市场，也将会无利可图，因此他们会趋向于减少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不但在理论上存在，事实上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物。我国经济从来没有发生过萧条（除掉非经济因素造成的），相反倒是屡屡发生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几次大的调整都是收缩战线，充实提高。现在我们忽然面临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过冷局面，如果我们缺乏理论上的准备，在政策上失误，经济增长会因总需求的不足而大幅下降，这样一来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非常严重的。很不巧，在国有企业大调整引起大量失业的同时，政府机构也要大加精简，而且这几件事都恰好发生在总需求不足导致通胀指数变负的当口。由于失业、精简，人们担心收入将会下降而减少消费，导致总需求的进一步降低。

记者：中国经济在1996年顺利实现“软着陆”，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令人满意，国内外舆论都曾给予高度评价。但实事求是地讲，在经济过热问题得到比较平稳地解决的同时，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可以说是经济过热的后遗症也出现了。这些经济和社会矛盾在1997年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企业停产半停产增加，开工率不足，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基础资源利用不足，大批城镇工人下岗失业，农村进城劳动力不得不返乡，市场也缺乏活力。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能靠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因为在目前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往往只能增加库存积压（据统计，1996年全国银行新增1000亿流动资金贷款中，大约有800亿元变成了库存产品）。您看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茅：这就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的自由主义可以提高微观效率，但微观上众多的正确选择并不能形成总体上的最优决策，这是经济学中公认的“合成推理谬误”。所谓市场的盲目性，也是指的这种合成谬误。要纠正这种谬误，就要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发挥作用。如果政府缺乏理论指导，也作为市场中的一员来选择他的政策，只会在合成谬误中增加一个元素，不能纠正宏观上的失衡。所以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政策选择中是非常关键的。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将一部分居民储蓄引导转变为企业股本，要逐渐转变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依靠国家银行提供资金的筹资方式，适当扩大国有企业融资渠道，大力发展民间直接融资，鼓励民众自办企业。如果不能增加有效需求，就无法真正解决企业的正常运转问题，失业下岗问题自然也难以解决。

记者：继1996年中央银行两次下调利率之后，1997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又多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专家分析这是对短期景气回落所采取的景气刺激措施。但利率调整对短期经济景气回升的时滞较长。有关国家景气变动和经济政策运用的相关分析表明，金融政策对遏制景气过热作用较大，而财政政策对刺激景气回升的作用较为显著。为此，是不是可以建议适度增加投资规模，尤其是利用降息后融资成本降低的有利时机，增加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保1998年经济保持平稳发展？

茅：在过去，银行的存款全部转成了投资，因为有政府在银行后面做指挥，政府批项目，银行就出钱，还有大批亏损国营企业是花钱的无底洞。所以存在银行的钱全部可以变成投资或企业的购买力，总需求不会打折扣。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银行逐渐向商业银行转变，他们的运作开始有了独立性。政府也强调企业要自负盈亏，不能靠银行的钱无限制地补窟窿，于是银行的钱开始积压。到1997年底，各类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额高达9250亿元人民币，这都是因为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比银行存款利率高出1.35个百分点。这个利差使商业银行在吸收了老百姓的存款后并不急于投资放贷，而是把它们尽可能多地存到中央银行去吃利息。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宏观不均衡的毛病出在投资不足上。政府要纠正投资不足，大致有几种措施可以选择。

首先是政府自己出面，作为投资主体去增加投资。所需资金可以向银行借款，也可以发行一般债券或专项债券，可以用财政拨款，也可以向国际资本市场举债。每一种筹资方式都有不同的宏观后果，要进行专门研究后加以选择。然而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正是过去国家投资的，已经成了我国经济麻烦的主要原因。如果现在还继续让国家投资去办企业，将来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所以这一办法只能限于一些必须由政府兴办，民间企业家不可能去办的项目，例如环境保护、植树造林、水利工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等。这些项目往往有很高的经济回报，只不过回报表现在公共利益方面，私人企业家不可能去回收，所以要由政府兴办。

其次是从政策上鼓励民间投资。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难度比较大。民间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人们常说的“许多事没人干”就是投资机会。这种投资和就业机会只有民间企业家才会去发掘，因为它们多半是很小的项目，政府不可能过问，也不应该去管。要让企业家有可能从银行借到钱。但银行对小项目往往不热心，加之当今各种金融诈骗层出不穷，企业家良莠不齐，简化企业向银行的贷款手续确实风险不小。但根据企业过去几年的经营业绩大体上也可以作出识别，例如是否照章纳税，是否赢利等等，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第三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在萧条时期财政收入降低，政府很可能采取增加税赋的政策，如果这样做，政府沦为一般的决策者，就会形成前面所说的“合成谬误”，使市场更趋呆滞。只有市场繁荣才能增加税基。所以正确的政策应截然相反，要降低企业负担，尤其要降低新兴企业的进入成本，简化立项的审批，包括环境评价、工商办照、防伪防疫检查，土地审批、建筑审批等，简化这些手续并不会减少政府收入，但却可大大减轻企业负担。这一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涉及到整个政府机构要提高效率，廉洁办事。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中，对税务管理更要加强，堵截一切税收漏洞。这样做并不导致企业负担加重，倒是使企业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帮助优秀企业的发展，淘汰那些依靠偷税漏税、减免税生存的企业。

记者：我们发现，不论是问企业还是问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中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缺乏资金，很少回答缺乏市场、缺乏劳动力或缺乏资源的。可见大家对资金的需求并没有减弱。我们在此说的增加投资也并非要搞“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放松，而是在增加投资的同时，要调整投资结构，把投资的着力点放在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如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整个地说还很缺。如果利用目前水泥、钢材价格便宜的大好时机，修地铁、修路，建设煤气、电信等基础设施，既可刺激经济，又可为住房、汽车两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好铺垫，而且符合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有专家们提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要有总体规划，要注意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的结合，要东部与西部并重，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并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庞大的资金，仅靠政府投资远远不够，要广开投资渠道，引进符合中国国情的筹资方式。总之，增加投资必要而迫切，但钱从何处来，投向何处去，还得仔细斟酌。茅所长，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进行讨论，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并请用一句话概括您的观点。

茅：通胀变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值得关注。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习惯的概念和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依我之见，就是努力将我国居民的高储蓄转变成投资，增加总需求，使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

（茅于轼，江苏南京人，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子。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70年代开始从事运输经济和数理经济的研究。1984年由铁道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3年以来，他连续三届入选美国马魅氏出版社名人录。1994年以后，连续两届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茅老最著名的经济学理论是资源的合理分配原理。他认为，经济学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追求极大值的数学问题，就是用理论的公式把自然和社会的资源转为社会经济利益的极大化。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