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振兴国家财政，足见振兴财政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十多年来，我国财政一直陷于捉襟见肘的困境，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振兴国家财政不能单纯地从增收减支上找出路，而应当从思想上、经济上、体制上及法纪上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统一思想认识是振兴国家财政的先决条件

尽管“振兴国家财政”已写入党中央决议，但社会各界未必就形成了共识。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我国在1979年以前，政府掌握大量的财力，经济增长的速度却很慢；1979年以来，虽然政府拥有的财力不多，经济增长速度之高却举世瞩目，以一个相对困难的财政换取高速增长的经济，值得！

初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它站不住脚。一方面，1979年以前经济低速增长并非完全是由财力高度集中所造成的。1953—1978年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6%，而且增长明显呈波动性，相对而言，属于低速增长。毋庸讳言，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造成地方和企业缺乏生产积极性，是经济低速增长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关键的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造成经济增长不快的根本原因在于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干扰。凡是政治运动干扰较少又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年份，经济增长就较快；凡是政治运动干扰较多又违背经济规律的年份，经济增长就较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一五”时期和“二五”时期国民收入分别以g.9%和3.1%的速度增长，就是明证。另一方面，1979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也不完全是由相对困难的财政换来的。1980——199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8%，比前26年平均高出11.8个百分点。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稳定、宽松、祥和的政治环境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及在这种指导思想支配下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就经济因素而言，大量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尤其是投入资本的增加，其贡献率达到58.4%。大量的资本来自各经济单位在生产发展基础上的自身积累和向国内外各种形式的融资。不可否认，财政对企业的减税让利是企业资本积累增加的重要途径，但是若把经济高速增长完全归功于财政的减税让利，未免失之偏颇。

应当看到，这些年来财政减税让利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财政困难给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效应。例如，集中性财力的匮乏，使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弥补“市场缺陷”，致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不到巩固，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校正产业结构失衡倾向，自然无法改变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局面。再如，政府可支配财力的短缺。加上支出机制本身的缺陷，使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科教支出的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便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偏低和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也使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健全和完善，从而严重阻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合理流动。由此可见，要是这些年国家财政状况好一些，或许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降下来一点，但许多矛盾和问题都可得到避免或解决。这也就是说，振兴国家财政是一个事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大问题。如果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就不可能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步骤和有效的措施，振兴国家财政的任务也就不可能圆满完成。

培植效益财源是振兴国家财政的根本出路

十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关键在于经济效益不够理想，因此，推动技术进步，培植效益财源，是摆脱财政困境的根本出路。在这方面，一些地区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如江苏省锡山市和张家港市，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分别达176亿元和153亿元，财政收入分别达9.01亿元和10.3亿元。据分析，这两个城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达50%和57%。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仅为25—28%，与发达国家的60—80%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制约我国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推动技术进步，固然要靠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组织、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进程但是作为国家财政，不能完全处于被动等待的地位，而应积极、主动地增加投入。

从支出方面看，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挤出一块财力增加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具体说来，一是要增加对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支出，尤其是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等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二是要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性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能耗低、效益好、污染少、效率高等特点，而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5%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多、风险大，这方面的投入必须由财政承担。三是增加科学研究支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应使科学研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左右，重点建设一批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增加“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等高新技术研究经费，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

从税收方面看，要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推动企业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一要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允许新产品开发费在成本中列支等。在保留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还应制定一些新的办法和规定，如对企业应用新技术取得的利润，可按一定比例减免所得税；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取得的报酬和奖金减免个人所得税等。二要改进增值税的征收办法，即由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因为生产型增值税造成资本有机构成高、固定资产投入多的行业的税负明显高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不利于企业对机器设备的技术改造。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暂时会减少税收收入，但是从长远看，通过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会拓宽财源的基础。

完善分配机制是振兴国家财政的中心环节

经济增长虽然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但是两者之间绝不是简单的“水涨船高”的关系，要使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或超速增长，必须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就当前看，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主要应做好两项工作：

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由比例课税改为累进课税。从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上看，累进税率具有明显的“收入爬升”效应，即随着所得额数量的增加，税收收入也会增加，甚至增加的幅度会超过所得额的增加幅度。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采用比例税率者居多，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个人收入相对较多，累进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居于主体税种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居多，这是因为企业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个人所得税一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小。由于比例税率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从而不能很好地调节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为弥补这一缺陷，1994年税制改革虽规定按33%比例课征企业所得税，但又不得不采取“变通”措施，即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和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内资企业，分别按18%和27%的优惠税率征税。这种“变通”办法实际上正好说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应采用累进税率。在下一步的税制改革中，应直接将比例课税改为累进课税。因为随着企业“两则”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及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超额累进课税的基础条件越来越趋成熟。当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所得税累进税率的级次不宜太多。

二是抑制“横向”财力分散，建立统一财政。第一，对预算外资金进行清理、分流和归并。随着分税制体制的建立，预算外资金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财政部门掌握的部分已经成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行政事业单位掌握的部分中，行政性收费及部分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事业性收入，实质上也成为预算内财力；国有企业掌握的部分中，随着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应纳入建设性预算。将预算外资金进行清理、分流和归并，就能在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前提下，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二，把各种名目的基金与收费归并到预算内。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都在借各种名义以各种形式进行收费或征收基金。这部分资金范围广、种类多、数额大，不仅挤占合法的税费，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滋生腐败现象，毒化社会空气，必须坚决予以清理和归并。第三，把国外公债的借、用、还纳入预算之内。我国目前除境外政府债券发行收入和世界银行贷款归财政部支配之外，其余的国外公债（贷款）都归其他部门支配，这种由几个部门分头负责借用还的办法弊病不少，几年前就受到专家的批评，但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从适当集中财力、合理安排结构、提高自偿能力等角度看，必须排除种种阻力，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责任编辑 张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