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我国国内债务呈现了急剧扩大的趋势，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关注，并引发了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国债规模远没有达到市场需求量，因此应该继续扩大；也有人认为，国债规模已经过大，国债负担已经相当沉重。那么，国债规模究竟大不大，国债的发行是不是还在财政偿债能力范围之内？对此问题，需要从我国当前发行国债的必要性和社会应债能力以及财政对于债务的承受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我国当前维持较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必要性

80年代初以来，我国财政困难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财政赤字逐年增大，1979年至今，除了1985年财政收支略有结余外，其余年份均出现财政赤字，而且呈逐年加大之势。1994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8%，高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一般水平，1994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约有40.43%是靠发债解决的（35.39%靠发内债），明显高于国际上的一般水平。

我国政府从1979年恢复对外举借债务，从1981年开始恢复对内发行国库券，到1994年年底，累计发行国内债券3287.39亿元，累计偿还本金1000.99亿元，内债余额为2286.40亿元。截至1994年底，国家统借统还外债余额为63.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44.80亿元（见《1994年中国财政年鉴》第143页）。由于我国政府外债管理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专门论述，这里仅就内债问题进行分析。

不断扩大的国债发行规模，为国家财政筹集了必要的建设资金，对于平衡财政预算，支持重点建设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经济紧缩时期，税收增长满足不了国家财政支出需要的情况下，国债资金的筹集成为确保财政支出和与国家财政支出相关的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且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经济调节作用。

纵览十余年国债发行规模的增长情况，不难看出，国债规模的增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81年到1986年，六年共计发行国内债券299.72亿元，年平均发行额大约50亿元，在这期间，只有债务的使用，还本付息很少。从1987年开始，由于还本付息逐年增多，再加上国家实行“拨改贷”政策，使得国债年发行额的递增速度大大超过前几年，发行规模达到每年大约几百亿元。从1994年开始，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财政发生赤字后，不能再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只能通过中央政府举借债务来解决，因而国债发行规模激增。1994年内债发行额达到1137.55亿元，比上年增加近两倍，1995年发行15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约30%。由此可见，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既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付出的一种“必要代价”，又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得以稳步推进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从国债市场来看，自从开放国债二级市场以来，以国债为媒介的交易品种不断增多，现在主要有现货和回购交易，相对于现有国债规模而言，国债金融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随着今后机构投资者增多，发行网点扩大，国债就更显得供不应求。因此，如果仅仅从国债市场的运作来看，国债的规模不是大了而是还不够。

加快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战略任务，为此，需要巨额的固定资本投入。但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资金分布大体维持目前状况（即过分向个人倾斜，居民储蓄占国内储蓄70%）的条件下，扩大重点产业投资规模就不能不以金融体系为主渠道，将大量居民储蓄资金转为长期资金。而发行国债则是实现这种转换的有效途径之一。

虽然维持较大的国债发行规模所产生的“挤占效应”不容忽视，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这种“挤占效应”的影响非常有限。一、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们习惯于主要依靠国家投资的推动来发展本企业或本地区的经济，国家的投资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二、在财力过于向地方倾斜的情况下，需要大力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各方面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国家的投资较之企业或地方的投资，更能体现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带来的总效益更大；再其次，目前国民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加大交通、能源等重点建设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而这一切也只有主要依靠国家的投资才能办到。

另外，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各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其国债的发行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了继续扩大的局面。而且往往是，经济越发达，国债发行量越大；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国债发行规模的增长率越高。这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在经济困难时才发行国债。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财政筹集资金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调控角度来说，国债都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要充分发挥这种作用，不仅要求有较为健全的金融市场，而且要求有比较大的国债规模，规模过小，则不足以施加影响。因此，适度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国债总量，就显得很有必要。

二、对国债应债能力的分析

所谓应债能力，是指居民、企业和单位购买国债的能力，这是决定国债发行量的最主要的因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国债的数量界限乃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所掌握和应用的资源的最大量。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国内的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应债资源只占国内资源的一小部分，在理论上，应债资源的规模或数量反映了该国的社会应债能力。

城乡居民存款和手持现金是居民购买国债的主要来源。这些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持续上升，平均储蓄率已经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994年的20%以上，居民储蓄目前已占国内总储蓄的70%，而且，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物价上涨率，也并没有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导致城乡居民储蓄的下降。统计资料表明，到1995年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29662.2亿元，比1978年的210.6亿元增长了100多倍。需要说明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并不是居民储蓄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大项，如果将手持现金、各种债券、股票等都包括在内，城乡居民储蓄率肯定还要高出许多。

一个国家筹集资金的最大限度是这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我国的储蓄率水平是世界上比较高的，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远远高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后，尽管居民购买国债券的数量有了很大增长，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快。从整个金融资产来看，国债所占的比重也相当低，现在还不到10%，远远低于许多西方国家。这些都说明，居民购买国债的潜力仍然是很大的。

三、对债务承受能力的分析

债务的承受能力表现为政府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是指财政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国债本金的能力。偿债能力必须大于或等于当年偿债负担，否则将会产生严重的债务问题。偿债负担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历年发行国债的实际数量、期限结构、利率高低和清偿债务的方式，根据这些因素计算出各年度的偿债负担，有计划地组织偿债资金和正确选择还本付息方式，使国债进入良性循环，可以达到充分有效地使用国债为发展经济服务的目的。

发行国债虽然可以迅速扩充财政资金来源，解决政府用款需求，但它毕竟是一种以偿还为原则的信用形式，到了偿债年度，它将构成国家的偿债负担。目前，国债发行的收入归中央财政安排使用，偿还债务自然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项必要开支。各年度偿债受制于财政收支变化的情况，财政收支状况又受债券投资效益的影响。国债规模越大，还本付息压力也就越大，尤其是实行国债贴息和保值贴补后，应付利息剧增。尽管我国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占全国预算支出的比重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内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6年的0.83%增加到1993年的11.46%，其中利息支出占的比重由1986年的0.14%上升到1993年的2.66%。整个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6年的5.21%增加到1993年的17.18%，其中利息支出占的比重由1986年的1.35%上升到1993年的3.78%。由此可以看出，债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对整个财政平衡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由于内债发行规模扩大较快，使得中央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存度明显提高，内债年度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6.49%提高到1993年的19.48%和1994年的58.63%。从国债的国民经济负担率来看，这些年内债的发行额和内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有较大的增加，其中，国债发行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84年的0.59%上升到1994年的2.29%，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4年的2.46%上长到1994年的5.08%。

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体系不完全一样，对于债务的承受能力以及债务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就不完全一样。即使是经济上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债务规模也有较大的差别。目前，西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国债发行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美国：4.03%（1992年）；德国：0.83%（1991年）；法国：0.79%。其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美国：52.41%（1992年）；英国：7.17%（1991年）；德国：26.06%（1991年）；日本：55.52%（1990年），而我国的这个比重仍远远低于这些国家。

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些年来一直是下降的，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因而不能仅仅根据国债的依存度来判断国债规模的大小。

一般情况下，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大。例如，美国国债余额近5万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国有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是非常顺畅的。今后，我国的国债发行应视经济发展的需要及社会承受能力和财政偿还能力，在保证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前提下，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需要、货币投放量、社会投资效益、资金分布特别是进入储蓄存款的资金量等相关因素，逐渐增加发行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