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财政状况却日趋紧张。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财观念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财政职能不健全，财政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实现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振兴国家财政”的目标，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运行新机制。它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建立稳定增长的收入机制。振兴国家财政，就要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使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为此，我们要更新工作思路，努力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首先，要拓宽理财领域，加强对非国有经济成份税收的征管。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异军突起，在有些地方已成“半壁江山”之势，但却未能在财政上得到合理而充分的体现，这是近年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把收入重点仅仅放在国有企业的做法，搞好对非国有经济成份税收的征管，努力提高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思路在大连市财税改革实践中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近三年来，大连市财政收入翻了一番，每年都以十亿元左右的规模递增，其中增量的90%以上是自来于非国有经济。拓宽理财领域还要求规范预算管理范围，将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广泛存在于各部门的各种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预算外资金，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已与预算内收入等量齐观，它们都是财政性资金，但是长期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严重削弱了财政的调控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政府的理财部门，要理直气壮地规范预算管理范围，逐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强化财政对政府性质资金的统筹能力，确保财政职能的实现。其次；要严格控制各种税收减免。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放水养鱼”的做法增加了企业的依赖性，加剧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继续下去则难以有效地促进企业和经济的发展。今后必须转变观念，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将减免权收归财政部门。同时要开征一批新税种，扩大税收的调节范围，减少采用各种不规范的收费、基金等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手段。

二、建立结构优化的支出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财政应着力于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因此，要结合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重新界定财政的负担范围，科学合理地调整支出结构。要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方针，大力精简行政机构，压缩“吃皇粮”的人数，厉行节约，切实控制经常性经费的过快增长。要改变支出上大包大揽的状况，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兴办事业，对有能力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要坚决将其“断奶”；缩小财政补贴的范围，改变补贴方式，充分发挥补贴的经济杠杆作用；对一般盈利性产业或企业，要改变对其过多干预和关照的所谓“培植财源”的做法，应让其走向市场，“优胜劣汰”。要运用财政政策，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增强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支持能力。要退出一般性投资领域，加大对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农科教等基础产业的投入，通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改善投资环境，间接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财政另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和地区分配结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要逐步建立起不同级次政府间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调节个人间的收入分配，除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之外，还要对社会上低收入和无收入者进行救济，以维护社会稳定。

三、建立科学规范的财税管理机制。改进和加强财税管理是振兴财政的重要保证，要逐步规范各项制度，完善管理手段。一是加强预算管理。要改革完善和全面推行复式预算，将现行复式预算改为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四部分，以规范预算管理范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严格贯彻《预算法》，杜绝“乱开口子”现象，维护预算的严肃性。二是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我国经济增长的税收贡献能力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征管手段落后，以人治税。今后要建立科学严密的征管体系，完善纳税申报制度和各种监控个人收入的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取消税收“专管员”，扩大微机联网范围，实现纳税人与银行、工商、财政、税务等普遍联网，切实堵塞各种跑、冒、滴、漏。三是加强支出的管理。要全面推行“零基预算”，重新核定各单位支出标准；同时完善“差旅费”、“电话费”等费用管理办法，避免铺张浪费。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认为，继续深化国有资产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管理体制，解决当前存在的国有资产管理上的部门利益纠纷问题，实现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专司”管理。还要结合复式预算改革，将国有资产的租赁、拍卖、转让、兼并以及投资分红收入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通过预算的执行，规范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五是结合政策性银行的规范发展，加强财政信用资金的管理。财政信用资金从产生至今，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出现了较混乱的局面；新组建的政策性银行基本脱离财政运转，处境堪忧。我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是一致的，即以财政信用资金为依托，以每年财政预算安排的基建支出资金作为当年资金来源，在中央和地方组建某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归口财政部门领导，在正确处理与中央银行关系的前提下，执行财政投融资预算，受人大监督，成为政府实现其经济职能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