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31日《经济参考报》刊登李义平的文章，认为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腐败现象丛生，显然是存在着体制性原因。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还是现代产权学派，都认为明确的产权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是一种“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产权学派指出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可交换的物品的价值。上述命题的逻辑必然是如果在产权不明确的条件下推行市场规则，混乱和腐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一下子难以塑造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权力很容易进入市场，权钱交易难以制止。大家知道，改革过程中的经济体制，面临着如下的约束条件：第一，人们已经有了强烈的利益冲动。第二，各种规范的市场交易规则尚未建成，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规则的交替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空白”。第三，某些批件、优惠的政策可以带来异乎寻常的收益，且供给有限。在这种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的人们很可能选择行贿的策略。对于受贿者来说，由于熟知各种规定的漏洞及机动余地，与行贿者达成某种默契并非难事。既然行贿与受贿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且具备着某种客观条件，此种现象的频频出现大概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大张旗鼓地惩治腐败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运动式地惩治只能奏效于一时，更为有效地扼止腐败则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颖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