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季，有两位同志到我们单位采访，写成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题目叫《金成喜的“五子”登科》。文章后来在1991年第1期《湖北财税》上发表了。出乎我的意料，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实，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和财政干部应该做的事。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也只好借用那篇文章的题目，谈一谈关于我的所谓“五子登科”。

第一，正确对待位子。

在我们共产党内，不论职位的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1958年入党，当过生产队财经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担任过8年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多年公社党委书记。曾被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30多次被评为省、地、市（县）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和优秀党员。1993年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现在，担任潜江市张金镇财政所专职党支部书记，兼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我今年58岁了，大半生的经历证明，个人的兴衰荣辱，是与党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党喜我喜，国喜我喜。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能获得如此地位和荣誉，已经足够喜的了。这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人民给的，我满足了，并深感受之有愧。因此，当人们认为我按常规可以登上更高的位子时，我却在1984年的那次机构改革中从原来的位子自觉“落”下来了。当时我还不满49岁，在潜江县张金公社任党委书记。按当时有关政策规定，我可以退也可以留。是退还是留？人生的十字路口摆在了我的面前，要我作出选择。我没有犹豫，毅然向县委提出了退下来，让年轻同志挑重担的请求。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几次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在“进县城、留区委、到部门”三者中选择了后者，并明确表示就在张金镇安家。这样，我便当上了张金镇财政所所长。于是，人们把我称之为“一位当过‘县官’的财政所长”。

我走了一条世人难以理解的路。虽然一再讲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是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除非犯了错误。在潜江，公社党委书记当所长，还没有先例。我认为我的路走对了。在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上，我又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位置。原来我是所长、书记一肩挑，1991年5月又主动从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只任书记的职务，腾出位子让年轻的同志上。所长的职务卸了，但肩上的担子不能卸。在我们张金镇所，年轻的所长尊重我这个年老的书记，我这个年老的书记尊重年轻的所长，谁也不计较位子，不计较得失，完全以事业为重，以工作为重，位子就是担子，位子有高有低，担子无轻重。能挑一百斤，不挑九十九，这才是党员干部对待位子的正确态度。

第二，带头做出样子。

我当公社党委书记时，就牢记着一句名言：“说破嘴皮子，不如干出好样子！”1984年刚来到张金财政所，同志们关切地对我说：“老书记，您只管动动嘴、掌掌舵，跑腿的事我们去。”我感谢大家的好意，但心里却暗暗地想：当领导的哪有光说不干的道理呢？况且职位的变化，对我来说还有个重新学习的问题。

1985年初冬，全区的公粮水费还剩几个“尾巴”。我连夜开会，分工承包，又将全区最远的双河乡四个村的征收任务揽到了手里。那几天连天雨雪，寒风刺骨。我顾不了气候的恶劣，第二天清晨就披上雨衣上了路。这天，我足足在泥水里奔波了60华里，当天就收齐了欠交的2300多元农业税和水费。由于我带头做出了样子，全所同志在工作中见困难就上，有一股子拼劲和闯劲，年年提前完成了各项任务。1985年以来，张金镇财政所连年被评为全市财贸系统和财政系统的先进单位。1988年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1991年5月，我从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专干支部书记的工作。事情是少了一些了，但我并不感到轻松。所里20个职工，大多数是年轻人。一个单位就象一个家庭，书记就象家长一样，不能倚老卖老，只说伢们的拐。要替他们干实事、干好事，在各个方面都做出样子。小杨是所里的年轻女职工，玩性大，比较散漫，我曾多次找她谈话，但毛病总难改掉。我就去临近的铁匠沟财政所找她的父亲反映情况，要求配合做工作。有天晚上，小杨的父亲冒雨骑车赶了20多里路，来到我所里参加帮助小杨的专门会议。这次会全所成员都参加了。老杨与小杨面对面交谈，参加会的人都发了言，效果很好。从此，小杨象变了一个人，各方面都表现不错。

第三，用好手中的票子。

财政所长虽然权力不大，但是一方的“财神爷”。考虑到这种职务的特殊性，我就格外警惕自己，要用好手中的权，用好手中的钱。我的亲戚朋友对我的脾气都是了解的，过去我当公社党委书记时，他们没有沾到我的半点光，不过，他们现在也在想，金成喜的官越做越小了，年纪越来越大了，老脾气是不是改了呢？有时他们不免试探性地找上门来。

我的舅弟在一家银行做临时工，行里分配他抓一笔存款的任务，如果完成了，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做临时工。舅弟首先想到了我这个当财政所长的姐夫。一天，他兴冲冲找上门来，要求我把财政的钱划一笔过去。我一听犯了难：划吧，不符合原则；不划吧，舅弟就做不成临时工了。见我眉头紧锁不吭声，老伴在一旁发了话：“你就不能灵活一回？”我说：“灵活？那原则呢？”老伴一听有点生气了：“就你有那么多原则！”我耐着性子向老伴和舅弟解释，他们总算勉勉强强不作声了。后来，舅弟带着失望的沮丧神情走了。我想追上去送一程，但站在原地怎么也迈不开步。我在想：我是不是做得过分了呢？我是不是把政策、原则想得太多了呢？但我又一想，我是对的，相信亲人们最终会理解我的。事情果然如我所料，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时，我的老伴也成了我做对方工作的帮手，并且经常重复着一句话：“他哪里有钱啊？有也是国家的！”

作为财政所长，如何用好手中的钱？我的体会是：该“小气”的时候要“小气”，不怕人家说自己“六亲不认”，是“吝啬鬼”；而对政策规定的扶持对象却要“大方”，要慷慨解“囊”。

1989年春节前两天，也就是农历腊月28日。人们正忙着操办年货，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丰收年。而在魏桥村五组一户农家，却是另一番情景。主妇姓董，前几年死了丈夫，上有70岁的婆婆，下有呆傻的大儿子和只有10岁的小儿子。家中缺劳力，吃饭的多，做事的少，平时的生活都很难，哪有钱来过年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这一天我迎着刺骨的寒风，带着50元农业税减免款来到了她的家中。当她接过那5张崭新的“大团结”时，手颤抖了，泪水夺眶而出，嘴里不断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说着说着两腿就往下弯屈。我生怕她真的要跪下来，连忙搀扶住，说：“我们来晚了。快用这些钱到镇上割点肉、买点鱼，热热闹闹过个年。到了明年，把生产搞好。我和村里的干部已经商定，把你家定为重点扶贫户。”她愁苦的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两个孩子也一齐扑了上来，一口一声“金伯伯”叫个不停。

这一次，我才掂量出票子的真正份量。

第四，心里有把尺子。

对我们每个干部、每个党员，群众眼里都有一把尺子，随时随地在丈量着。但是，更要紧的是要把握住自己心中的那把尺子。要经常地、严格地量量自己，自己的一言一行，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符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一次，我在龙湾血防站治疗血吸虫病就要出院了，医生关切地对我说：“住一次血防，对肝脏影响很大，我给你开点肌苷、人参蜂王浆回去补补身体吧！”我婉言谢绝了，带着不到200元的医疗单据回到了单位。1988年夏天，我皮肤过敏，到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开了输液的处方，但看到挂一次吊针要10多元，我决定不挂了，把处方带了回来。全身奇痒难忍，我就把塑料瓶剪成三角片在身上刮，好些地方刮得血流。老伴见了心疼，有时只好抢过三角片，替我轻轻地刮。除那次治疗血吸虫病和1993年上半年又一次住院外，我每年的医疗费没有超过20元。有人说我是铁打的硬骨头，看病少，报销的医药费少。其实，年纪大了，免不了有个三灾六病，但能撑我就撑，能顶我就顶。为什么我要这样“抠”自己呢？因为我们理财的人最懂得钱来之不易，对公家的钱也恨不得一分掰成两半用，能节约就尽量节约。

荣誉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成绩和贡献只能说明过去，虽然做了点工作也是应该的，决不能以此为“资本”来抬高自己，伸手要待遇，要照顾。多年来，我月工资只有89元，只是1990年按政策调了两级。我家庭生活一直过得节俭，个人的穿着也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人们笑我保持了“贫下中农的本色”，我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夸奖，不是什么坏事。

一位上级领导曾经这样评价过我：“老金是檀香木做的，变不了型。”我也相当自信：风风雨雨，波波浪浪，我都经历过，反正我是“船在摆，人不动”。如果我变了型，群众眼中的尺子是最准确的，也是最灵敏的。关键是要把握好自己心里的那把尺子，不要让它变型。

第五，严格要求孩子。

有了个当“官”的老子，孩子也能安排一个好位子，时下这种事情不少。我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时，几个儿女已成人。只要我稍微利用职权，孩子们的工作都能安排好，但我并没有在这上面动过心思。一谈起这，孩子们就要“怪”我了。

老大1974年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村里有一名推荐上大学的指标。当时，只要我这个当书记的爸爸出面，他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他为此事找过我，而我则丢给他一句严肃的原则话：“名额有限，干部子女不能去争。”他听了我的话。后来，我支持他报名参了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负了伤。5年后，他带着伤情证明复员了，又满以为我会出面给他安排个工作。可我认为他不够条件安置，始终没有出这个面。大儿子当时有想法，说我这个做老子的“太无情”了，“僵化”得像块石头。后来，还是我的一些老同事主动帮忙，将他安排在西大院农场做临时工。至今，他还只是个合同制工人。我共有子女6人，除了一个儿子上电大后在镇办工作被招干外，其余的都是一般职工或临时工。当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儿女们的工作都干得不错，没有给我丢脸，他们都能理解我，支持我。

我总认为，干部家属子女不能有半点特殊。要说特殊的话，就是要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平时，孩子们读书需要笔记本和稿纸，我都要自己掏钱买，从不占用公家一张纸。按所里规定，我享受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但我从不让老伴和孩子用我的名字开药。老伴和孩子们也很自觉，总是听我的。在住房上，我同其他干部职工一样，也不搞特殊化。1984年我到财政所上班不到两个月，全家就从新盖的公社干部宿舍搬到了所里。当时，所里住房条件差，我全家10口人挤在一间半房子里，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同志们几次要我调一调，我都婉言谢绝了。

（杨开永 鲍帮协 李国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