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以产品经济理论为根据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以商品经济理论为根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体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怎样回答这个大难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在回答这个大难题中，中国改革实践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

一、破改革大难题的两种方策

中国破改革大难题的方策，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坚持把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优势同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二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二重性统一起来。一重性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为实现自己的生产力扩大再生产服务；又一重性是合理配置生产关系（利益关系），为实现自己的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服务。三是在改革过渡阶段采用双轨过渡体制，实行渐进的改革方针，而拒绝“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所谓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就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完全符合改革渐进过程的特点。中国是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经济底子又很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推动了经济高增长。这就证明双轨过渡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金桥”，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金桥，又是全国人民通向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正如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纽伯瑞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一种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引自《经济消息报》1993年8月5日第一版）。这就表明，中国改革模式从实践上回答了怎样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难题。

苏、东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始于六十年代，可是始终没有走通改革的路。前苏联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改革，1985年又开始新的一轮改革，折腾几年，也没有走通改革的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破改革大难题的答案。

不久，苏、东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陷入困境。它们在走头无路的时刻，从1990年开始相继找到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学者当顾问。西方顾问为它们设计一种叫做“最优”体制模式。这种以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为根据的“最优”体制模式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两条：一是“建基在市场、私有制等观念之上的理论”（英国学者卢荻的话）。它是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核心论点，他们囿于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不承认公有制市场经济。二是采取“大爆炸”办法推进改革。所谓“大爆炸”又称“休克疗法”。社会经济运行是个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一天也不能停止，怎能“休克”几年呢？至少这是一种缺乏常识的主意。我们不赞成用主观臆断的方法，去评论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是非得失。只有活生生的事实才有资格对它作出公正的评判。

且看俄罗斯的情况。俄信奉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美国哈佛大学萨姆斯的改革方策，已折腾了三年，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年经济统计资料说：工业生产下降18.8%，国民收入减少20%，农产品产量下降80%，日用品价格上涨25倍。今年头两个月，物价又上涨33%。这说明他们推行的所谓改革，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不是为人民带来实惠，而是给人民增添了苦难！俄罗斯模式是这样，东欧模式又如何？英国纽伯瑞教授指出：“东欧模式则是一种恶性循环。”

中国十四年来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功。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国力得到增强，人民得到实惠，社会稳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片繁荣昌盛景象，为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所望尘莫及。这就表明中国的改革方策和改革模式，成功地回答了改革的大难题。

有比较才有鉴别。一些坚持客观态度的西方学者已经对两种模式作了比较研究。这里引用（英）利兹大学商业及经济学院副研究员卢荻先生论文中的一长段话。他说：

“贯串整个研讨会的中心课题，是如何解释1979-1993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于同期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徘徊，落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萧条，以及东欧各国的从徘徊走向灾难，中国的经验无疑举世瞩目，也因而极具借喻意义。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经验意味着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巨大挑战。”

紧接着卢荻先生的论文又指出：

“建基在市场、私有制观念之上的理论，可以指出现实中国经济体制的种种缺点、种种违背理论规范的特征，都解释不了为什么存在着这种种致命缺陷的经济竟可以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题，使得上述包括萨克斯在内的外国学者或政策倡导者，要转来探讨、解释中国经验；事实上，如果无法解释中国，也就无法为针对东欧改革所倡导的政策自圆其说。”（以上均引自1993年8月5日《经济消息报》第一版）

国外学者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公式认定：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最优”，而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则是“次优”。这个理论公式经不起生产力发展的检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反衬出这个理论模式的凝滞和贫乏。中国模式已经向它提出新的“巨大挑战”。十九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向西方经济学提出全面挑战；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模式又向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提出新的巨大挑战。后者是西方学者经过比较研究作出的客观判断。这种判断的影响日益扩大，正在惊动西方政坛。不久前某西方政要惊呼“要冲淡中国模式的影响！”这又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模式的巨大生命力！

二、中国采用双轨过渡体制模式的科学根据

为什么中国改革能够平稳渡过种种险关？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之路能够走得通？为什么中国在改革进程中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据我看，最基本的是三条：一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二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又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三是自觉认识到改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相应设计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渡体制模式。它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体制模式的“金桥”。下面，就双轨过渡体制模式的科学根据作几点分析：

（一）中国过渡体制模式是一种双轨体制模式。我们自觉把握了改革的客观进程——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因此，我们拒绝了那种“一步到位”的“大爆炸”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方策。我们适应改革渐进过程的客观需要，相应允许两种互相矛盾的双轨体制在改革过渡时期中共存，又在共存中不断实现新旧体制的局部性的转换更替。经过若干量变和局部质变，实现新旧体制的全面转换更替。所以，改革是个“新陈代谢”的动态过程，是传统计划经济调节范围日益缩小和市场调节范围日益扩大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平稳渡过种种险关，生产力在改革中就能得到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就能得到经济实惠；同时又在双轨过渡体制中孕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积以时日，这种因素的聚集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初步基础。实践已经证明，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过渡体制模式，是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体制的“金桥”。

（二）创造过渡体制模式的客观根据。根据就在于新旧体制转换更替，只能在经济正常运转过程中进行。这就是一个大难题。因为经济运转不能脱节，更不能中断。任何脱节或中断，都会造成经济运转的混乱，都要付出破坏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代价。同时，任何经济运行都不能离开特定的经济体制。既然经济运行每时每日不能停顿，那么经济体制也就每时每日不能真空。所以，客观上要求改革只能采用双轨的过渡体制。这种双轨体制可以走边立边破的路子。只有局部地先立起新体制，才能局部地取代旧体制。这就是中国创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渡体制的客观根据。如果在改革上走“先破后立”的路子，必然造成经济联系的脱节和经济运转的停滞。有些国家推进“一步到位”的“大爆炸”改革方策，实际上就是“未立先破”，结果必然导致经济运转的混乱和停滞，人为地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乃至动乱频仍，为人民带来灾难。

（三）中国特色的过渡体制模式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独创。有人说，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11月26日就提出当时我们就要搞市场经济体制。这显然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曲解。他当时说的原话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刚起步的时刻，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显然是指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紧接这句话之后，又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这显然是指改革起步阶段的双轨过渡体制模式。这个过渡体制完全符合当时我国改革起步阶段的实际。

八十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又从我国推进改革的实际进程出发，进一步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了。这完全符合当时我国改革进展的新情况。乃至1989年6月9日，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我们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

到了九十年代初，即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明确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前提下，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在改革过渡阶段双轨体制内部新旧体制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提出改革继续前进的明确目标。回顾十四年来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独创的过渡体制模式，完全符合中国改革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具有充分的科学根据。

中国采用“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取得的成功，从又一个侧面向以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为指导的“大爆炸”改革理论提出严峻的挑战！

三、中国改革同步平稳闯过“三关”

中国在改革过渡阶段已经同步平稳闯过了“三关”。“三关”是指市场关、价改关和流通关。在同步平稳闯过改革“三关”中，广东先走了一步，为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下面，对广东闯“三关”的个案作些分析：

（一）广东率先平稳闯过市场关。关键一条是广东在改革中自觉认清指令性计划与市场调节之间存在相互消长的关系，哪里取消指令性计划的调节，哪里的市场及其市场调节机制就会应运而生，市场调节就取代了指令性计划的调节，国有企业和农民生产者就能获得产、供、销的经营自主权，原来的产品生产者就变为商品生产经营者。这是因为多种形式的指令性计划，包括农产品统购派购的指令性计划、轻工产品的统购包销计划和生产资料的上调下拨指令性计划等等。多种形式的指令性计划，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点。1983年我曾说指令性计划如同挂在旧体制脖子上的那块保命的“通灵宝玉”，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命根子。广东早在1980年就挥刀砍掉84种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至于其他形式的指令性计划，有的经过减少到取消，有的经过“双轨制”过渡一段后取消。这表明广东改革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敢闯精神。与此同时，广东大力发育市场体系和塑造市场机制，让农民生产者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接受市场调节。广东的特点是：市场放得早、放得活、发展快，而且先走一步发育了生产要素市场。这样，广东就率先平稳闯过市场关。

（二）广东率先平稳闯过价改关。1988年，我国曾试图以“长痛不如短痛”观点加速价格改革的步伐。但是，我们马上就发现此举风险太大，转而继续按照渐进过程推行价格改革。广东的价格改革实行“走小步、不停顿”的方针，基本经验是分步推进价格改革，促进经济的高增长，又以经济的高增长提高居民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广东1979-1991年的一组数据，揭示了广东平稳闯过价改关的奥秘。这组数据是：（1）零售价格年平均增长7.5%；（2）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14%；（3）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7.2%。三者的对比关系是：1：1.87：2.04。这说明广东首先着眼于为推进价格改革准备物质条件，使居民在承受物价上涨过程中收入仍然有所提高。这就避免一些国家用“大爆炸”的价格改革办法，导致严重的通胀，用货币贬值办法掏居民“荷包”的危险。

（三）广东率先平稳闯过流通关。广东在闯过市场关与价改关的同时，相应闯过了流通关。实践表明，要把一个产品的产品属性转变为商品属性，必须同时过好市场关、价改关和流通关，三者缺一不可。广东闯过流通关还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有三项：（1）从1979年开始，国务院决定撤销在广东境内的中央一级批发站，然后广东相继撤销省内的二级批发站和三级批发站；（2）改变流通领域国有企业和供销社“一统天下”的格局，相应发展了个体商业企业和私营商业企业，近来又逐步开放外资企业经营流通领域的业务；（3）广东率先实行流通企业的政企分开，撤销省的商业厅、粮食局和供销社，相应成立集团企业，使国有商业企业都以企业法人身份参加市场的平等竞争。

改革过三关的前提条件，是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先导。广东之所以能够率先过三关，主要原因也是在于此。我认为，这是广东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说“市场取向”的改革，是指改革要改出个市场来。中国改革从宏观管理体制先改入手，同步平稳过三关，改出一个市场来。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想从“即时撤销价格管制”改出一个市场来，结果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恶性通胀。这是中国改革实践在市场形成理论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又一个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