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控制理论是支配我国历代王朝宏观经济管理的行为准则。这一理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两种方式——“放任主义”、“干涉主义”

提倡“放任主义”者以孔孟儒家为代表，他们多是从法乎自然的物质观和尊重人性的前提出发，主张国家除了必要的税收外，对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要进行过多的干预。农工商各业是人们谋生取财的途径，人们自会积极经营。政府只须提供土地和其他有利于生产的便利条件或政策，并做某些引导规劝。主张“干涉主义”的人以商韩法家为代表，他们要求国家尽可能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插手各方面，并且有意识地通过制定政策以及运用政治、法制、甚至军事手段，给社会经济活动以直接影响，从而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作为封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两种方法或手段，是经过一段历史性的演变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与“选择”的。战国以前，“放任主义”思潮占上风、而这以后至秦，“干涉主义”思想上升。先秦儒家均未出仕，所倡导的理想成份较多。而法家则是政坛上的老手，所建议的多具有实用性。但对社会经济生活接触狭隘（主要是“农战”），政策又多偏激，特注重罚、刑的威力，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不适合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到了汉代，统治者从秦亡的教训中意识到：要想巩固封建制度，“温政”与“酷政”必需兼而施之，互为补充。即以“干涉主义”为主，“放任主义”为辅。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孔孟儒家的放任主义思想，同时桑弘羊也促进了干涉主义的充分实现，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纯孔孟儒家式的“放任主义”和纯商韩法家式的“干涉主义”局面，开始了“放任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结合。

二、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总目标——“国富而治”

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是为了实现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封建秩序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那末如何实现“治”，并达到“平天下”的目的呢？主张“放任主义”的孔子认为：“政之所急，莫大于使民富且寿”①。在他看来，国家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关系如同血脉相通的父子关系：“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母贫者也”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③。所以，孔子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④的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原则。主张“干涉主义”的商、韩法家则坚持赏罚的原则。他们力主用政治力量操纵人民的所得与财富。他们是极端富国论者，主张国富民贫，“家不积粟”⑧而上藏。甚至荒谬地认为“民富则国贫”⑨。如韩非认为，“财货足用”会产生奢侈与怠惰两重害处，两者都会使人贫困。因而足民不但不能使民富足，反而会使民贫困。必需人人贫困然后才能加倍努力工作，必需家家贫寒然后才能不会因为奢侈而陷于穷困。故，为君者不但不能做到足民，即使可能也不利于社会。

孔孟儒家以为“百姓足，君孰不足”，因而主张轻税，藏富于民。而商鞅、韩非则认为民富则国贫，由此坚持重税，藏富于国。他们不仅施重税限制了人们从业的范围——只能驱于农战，而且还将人民手中财富的绝大部分收归国库。这样做在当时或许能达到商韩法家所谓“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目的，但从发展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涸泽而渔。孔孟儒家认为“未见子富，而父母贫”，所以倡导“仁政”，要求政府在社会经济贫危之际开仓赈济。商韩法家则反对赈济贫民。他们认为济贫使有功与无功同赏，将会造成社会政治的混乱。故，与其“生而乱，不如死而治”⑩。足见商韩法家之“法”何等的冷酷！

“国富而治”可谓先秦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理想。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却选择了不同的途径。然而孔夫子的过“柔”，韩非子的过“刚”，前者不足以显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威，而后者则过于强化了这一权威，以致事与愿违地为自己制造着“掘墓人”。其实，国富与民富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民富则是“国富而治”的基础与手段。这种辩证思想在《管子》、荀子的思想体系中才充分体现出来。

《管子》作者说：“国富而治，王之道也”。又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因而“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⑪。《管子》还以为：“民”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直接提供者，“民财足，君赋敛焉穷”⑩。因此富民是“国富而治”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管子》作者还以为：君居左右之中央，是为政之枢纽。他控制着全国的经济权力，调节着国民财富的分配，主宰着百姓予、夺、贫、富之大权。那末为君者又将如何分配好民间的财富呢？《管子》作者以为：尽管“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但另一方面，“民富不可以禄使，贫则不可以罚威”。如是“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治不齐也”。故，对于一国之君来说要掌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则，做到富能夺，贫能予，贫富有度。所谓的“度”即是使人民富裕的程度正好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而不致于“不可以禄使”。如果做到这点，那末就可以使“民安乡重家，敬上畏罪”⑬，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也会谐调稳定。所以，《管子》、荀子富国亦富民的思想体系汉以后被继承了下来，并成为历代明君贤臣治国安邦的准则。

三、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传统政策——“重本抑末”

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把国民经济结构划分为“本”与“末”两大部门。“本”指的是农业，而“末”则指的是商业。国民经济结构的这一划分，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状况，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和工商业的不同价值观。即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兴亡所系，是治国之根本大业。而工商业不但是微不足道的卑贱之业，而且还被视为祸国殃民之源。于是“重本抑末”便成为宏观管理的国策。

这一政策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地主经济对商品经济有着强烈的依存性；另一方面，几乎与地主经济同生同长的商品经济又不能离开自然经济的繁荣而独自发展。它总是表现为地主经济繁盛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随着地主经济的兴衰、涨落而兴落。同时，商品经济的特点又决定，它在依赖、服务于地主经济的同时又不断地释放出瓦解封建生产方式的力量来。因此，中国的帝王们常常处在一个“二难”的境地中。一方面，面对商品经济对地主经济的威胁、瓦解不能不从政治上、经济上、政策上“贱商”、“抑商”，决不允许其发展达到威胁封建生产方式的程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客观上为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保留一定的空间。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商品经济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润滑油”。

从某种意义上说，封建政权掌管着商品经济发展的“红绿灯”。它可以用超经济的手段限抑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绿灯”。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随着土地的周期性运动而发展变化的。这一运动周期表现为几乎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恢复——繁荣——危机之循环往复的经济运动过程。因此，封建政府不能只凭主观愿望掌握商品经济发展的“红绿灯”，必须遵从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尽管重农抑商作为传统经济政策被历代统治者所奉行，但它的真正实施必然要沿着社会经济周期性运动的轨迹而有张有弛。即在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随着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自然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商业的限抑也有所松弛；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商品经济更加繁盛活跃，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作用亦日渐鲜明。于是抑商政策也在加紧实施。事实上，在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通常是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但是，此时重农抑商实际上是既重了农又发展了商。如汉初的文景时代。而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无论重农抑商口号喊得多么响，无论抑商措施采取得多么坚决果断，终究不可能抑灭了商业，社会经济危机必然要爆发，而下一个社会经济运动周期也迟早要到来的。与此同时，相随而生的另一个商品经济发展周期又必定要出现。地主经济的特点决定，在重农抑商传统政策下，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始终“抑”而不“灭”，“轻”而不“衰”，顽强地与自然经济相依存、相抗衡。它虽没有消失过，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也没有真正自由发展起来。

总之，宏观调控既是封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手段，又表现为控制与失控，和谐稳定与失调紊乱之动态过程。控制——和谐稳定，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失控——失调紊乱，则表明社会经济危机，政治矛盾日益加剧。而这种失控的直接导火索又往往是土地问题。如果说封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是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之正常手段，那末农民起义则是弥补政府失控的非常行为。另外，“干涉主义”为主，“放任主义”为辅的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模式，实质上是封建政权对社会经济“管”与“放”的结合，对商品经济利用与限抑的统一。它反映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府，在管理社会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备注：

①《家语·贤君》

②《颜渊》

③《说宛·政论篇》

④《论语》

⑤《商君书·农战》

⑥《商君书·农战》

⑦《韩非子·难二》

⑧《管子·治国篇》

⑨《管子·地数篇》

⑩《管子·牧民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