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不少文章，提到量入为出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原则。究竟什么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原则？本文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

在我国几千年的财政史上，有两个对立的财政原则。一个是量入为出，一个是量出为入。《礼记·王制》中说：“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秒，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是最早提出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西汉初，“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上》）这是最早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唐杨炎在建议实行两税法时说：“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这就更明确地提出量出为入的原则了。在各个朝代中，不同的理财家对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常常有不同的主张。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所做的第一个预算报告中，提出新中国的财政是“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薄一波：1949年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关于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编成的报告》）我认为，“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原则。

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也就是需要与可能兼顾，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的结合。在安排国家预算时，我们既要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又要根据可能组织到的财政收入，来安排财政支出。如果我们不是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挖掘潜力，积极开辟财源，尽可能地组织收入，那就会限制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使一些本来可以办到的事情没有办到。如果我们不是根据可能组织到的收入来安排支出，而是只看需要，把支出计划安排得过大，那就会收不抵支，使建设计划和社会消费超过了国力的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到头来仍然是事与愿违，欲速不达。如果说薄一波在上述报告中对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的财政原则没有做更详细的阐述，那么，周恩来总理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谈到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时，就阐述得十分精辟和透彻了。周恩来说：“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这些论述，既阐明了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也阐明了财政的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的辩证关系。

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我们的财政工作实际上实行的也是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的原则。试想，哪一年在安排国家预算时，不是反复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千方百计开辟财源，组织收入，以求尽可能地满足这些需要？在评论国家预算收支安排时，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即“收入是打得积极的”。所谓收入打得积极，也就是说在打收入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建设的需要，根据生产发展的可能尽量挖掘潜力，把收入打足。近几年，在强调量入为出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考虑建设的需要。这几年我们强调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之所以要这样，除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外，也是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又如近几年我们连续发行国库券和其他国债，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预算调节基金和一些新税，采取这些措施，除了其他原因外，增加财政收入以保证国家建设的资金需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做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原则，应当是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而不是量入为出。

二

近些年来，我们在实行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的原则中，主要的倾向是量出为入。应该说，前些年我国在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建设和改革方面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经济过热，国民收入超分配，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在安排国家预算中，考虑需要多，考虑可能不够，偏向于量出为入，没有很好地量入为出。连年的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

从1979年到1990年的12年间，国家财政收支除了1985年因特殊因素影响而略有结余外，其余11年都是赤字（硬赤字，下同）。1979年和1980年为了克服十年内乱和1978年“洋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以及解决多年来遗留下来的生产和生活上的“欠帐”，分别有赤字170.7亿元和127.5亿元。1981年以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了“两平一稳”（即要求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价基本稳定），1981年赤字减少到25.5亿元，但1982、1983、1984三年仍各有赤字29.3亿元、43.5亿元和44.5亿元，赤字并没有消除。1985年虽然略有结余，但当年的财政收支都是建立在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转入正常之后，已经抬上去的支出基数就很难压下来，“上马容易下马难”。1986年赤字增加到70.5亿元。以后虽然提出“吃冷饮”、“降温”、“软着陆”，以及“三保三压”、“双增双节”，但经济过热一直降不下来，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继续双膨胀，1987年和1988年赤字又增到79.6亿元和78.5亿元，1988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18.5%，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开始治理整顿后，两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但1989年和1990年仍各有赤字92.3亿元和139.6亿元。

11年的财政赤字，尽管形成赤字的具体原因各年不完全一样，但是，没有把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好、结合好，则是相同的。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从我国的国情、国力出发，消除财政赤字，促使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针对当前量出为入的倾向，财政工作强调量入为出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我们必须注意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超分配。但是，针对量出为入的倾向而强调量入为出是一回事，做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原则的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否定后者，把量入为出做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一般原则。

三

要把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兼顾好、结合好，一定要坚持财政收支平衡。

我们要进行经济建设，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巨额的社会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就必须在努力增加社会总供给的同时，有计划地控制社会总需求。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如果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就意味着国民收入超分配（假定其他方面是平衡的），必然会破坏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引起市场供求紧张，通货膨胀。因此，财政收支平衡是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平衡的中心环节，是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既要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又要使这个发展适应我们的国力，不至于欲速不达，来回折腾，我们在财政上就必须积极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做到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就是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把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结合起来，把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结合起来。

根据实践经验，要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总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因此，要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促进生产，搞活流通，提高经济效益，挖掘潜力，扩大财源，增加收入。

（二）在努力组织收入的基础上，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安排支出。在安排支出时，要对收入来源进行分析，哪些是经常性收入，哪些是非经常性收入，只有经常性的收入才能有效地保证经常性的支出。那些属于特殊因素形成的非经常性收入。只能用以解决临时性的、一次性的支出，或者留做预算周转金，不能用它来安排经常性的支出。否则，把支出基数抬上去了，就会使以后年度难以为继，成为造成赤字的因素。

（三）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关键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过去年份出现的财政赤字，大都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和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有关。因此，一定要坚持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四）预算安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动用上年结余要慎重。对当年的超收一般不要在当年安排使用，可留待下年再做安排。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灾害很难避免，预算安排中要留有足够的预备费，以应付预料不到的特殊开支。

（五）硬化预算约束。预算确定以后，要严格按预算办事，不能任意减收增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