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988年10月26日《北京日报》,有一篇透析南斯拉夫政治经济局势的文章,题目是:“字母顺序”的误区。文章说的是这样一件事:1980年铁托逝世后留下“集体领导”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按字母顺序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代表轮流坐庄,任期一年。重大问题,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的代表协商一致,如有一家反对,就无法决定。时隔八年,南斯拉夫不得不吞下“集体领导”变为“各自为政”的苦果。南共十七次和十八次中央全会都强调要进一步改革,扩大中央的权力,加强宏观控制,使联邦政府变为牢固的统一的政治实体。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语:“过犹不及。”《论语》中孔子和子贡有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我们常说要划清界线。界线,就是把握住各个矛盾和每个矛盾两方面的特殊性。比如办某件事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南斯拉夫由“集体领导”变成“各自为政”就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例子。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不好的,但任期一年也太短暂了。过份集权是不好的,但分散到按字母顺序轮流坐庄,就过份了。要发扬民主,但凡事协商一致,一家反对,无法决定,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就什么事也难以办成了。其实,在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工作的实践中,“过犹不及”的教训也是不少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警惕。
以1958年的“大跃进”为例。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想突破苏联的框框,搞得更快更好一些,中央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想闯出一条新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这个想法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国务院发布了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也是可行的。问题是在执行中许多方面作过了头。1958年下半年提出钢产量1070万吨,翻一番,接着又发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钢产量实际达不到,就土法炼铁,以“小高炉”顶替。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新是新了,但脱离了中国实际,创新如果不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是不能成功的。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本来也是对的,但当时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有的还搞什么“无帐会计”,这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样,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
这样“过犹不及”的事情,过去有,现在也有。
《求是》杂志1988年第7期发表的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中国改革难题的非经济思考》一文,从非经济角度提了八个尖锐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商品经济都是有利的吗?”。文中写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有利于改革大趋势的。然而,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便会过犹不及。人们主观上并没有想把商品经济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却有些‘全民经商’的味道。经济生产领域中自然应身体力行,但在文化事业单位、教育卫生单位、政府机关、军队都搞商品经济,恐怕就不利于社会发展了。”文中还提到其他一些问题,如:存在一个牢不可破的旧秩序吗?政府功能有全面转变的条件吗?权力下放都有利于改革吗?政治权力已没有作用了吗?等等。“外行领导内行”是不对的,但从王沪宁教授(他是搞政治学的)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外行有时能看出内行看不到、看不清或视而不见的问题,很值得内行人思考。
拿财政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财政是侧重集中统一的。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建设,财力的适当集中,并没有错,问题是统得过多过死。这是一个方面的过犹不及。现在我们搞改革,就是改革那个统得过多过死的体制,适当分权,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权力越下放、财力越分散越好。1954年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在预算报告中曾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他对着预算大表曾经指出:全部家当都在这上边了,很集中,很全面,但也很危险,国家一旦有事,甚至没有地皮可刮。所以,在他提出的1954年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中,有一条是,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他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打些底子,使各地方、各部门都有一些机动财力,从多方面增加国家的后备力量。预算外资金相当于预算内资金的比例,五十年代不超过10%,现在快达到100%,即是说,预算外资金同预算内资金可以平起平坐了,如不设法抑制预算外资金的增长,过几年甚至要超过预算内资金,喧宾夺主了。这又是另一方面的过犹不及。
经济生活中过犹不及的事例是不少的,如从过去不发奖金到现在滥发奖金,从过去银行不发或很少发基本建设贷款,到现在无制约地大量发放基本建设贷款,从过去不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到现在把价值规律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者,从过去的把稳定物价理解为“统一物价”和“冻结物价”,到现在的乱涨价和双重价,等等,不一一列举。
在长时期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中国的三句古语,常常伴随着我们。听取它的劝诫,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工作将是有利的。这三句话是:欲速不达,骄兵必败,过犹不及。